以台北市法務局2016年的統計資料來看，在政府收案的1萬5437件消費爭議中，進入第一階段申訴的件數有1萬68件，轉換率65%，再進入第二次申訴由消保官協商者，有4984件，轉換率50%，而進入第三階段申訴，由法務局調解委員會處理的案件量為475件，轉換率只剩下10%，最後只有極少數的消費爭議進入法律訴訟。由此可見，多數消費爭議是由兩造私下處理，或是消費者放棄爭取權益。
事實上，根據台北市法務局統計，透過二申、三申此兩種處理方法，來達到消費爭議「調解成立」的比率，2013年到2016年均介於三到四成之間，數字稱不上漂亮。長年調處消費爭議的律師陳郁婷表示，這是因為消保官及局處的調解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將兩造請到同一個平台上溝通，因此，調處成功的比率不高，若真有心想要爭取權益，多半會直接上法庭。
對於消保官及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每處理100件案子，調解成立的僅佔30-40件，北市法務局消保官室對此數字解釋，消保官僅提供協商平台讓雙方來談，由於屬民事爭議的協商，行政無法強制介入，消保官也無如同法院般的強制力，因此，僅能扮演「紓解訟源」的功能。
特別是高額的消費，透過行政機關調解成功的比率極低，建案糾紛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何修蘭指出，建商挾其龐大的律師團隊，常讓消費者在談判中處於劣勢，因此建案糾紛是所有爭端中「妥處率」最低的，最後往往只能走上法庭。
何修蘭曾調處過一個個案，即使「預售屋賣賣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規定，建商必須將履約保證金匯到信託專戶，建商也確實在與消費者的「定型化契約」中載明，但建商就是不匯款，不按約履行，由於該案屬私人間的契約，政府對業者沒有罰則，民眾只能透過提告制裁，何修蘭認為，「履約保證的機制根本就是空的，雖然沒有違反契約，但執行有問題，根本沒有專法可以管理」。
何修蘭也說，建商若違反「定型化契約」中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依照《消保法56-1》，只能罰款3-30萬，「一間房子要價千萬，這樣的罰款數字對建商而言根本是九牛一毛，不符比例原則。」她強調，沒有專法給予合乎比例的罰則，讓建商有機會鑽漏洞，就會出現「賣衣服也罰3-30萬，賣房子也罰3-30萬」的離譜情況。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游開雄認為，不論何種業別，行政機關都應該訂出定型化契約，即便雙方意見分歧，仍應設法取得兩方團體的折衷意見，若始終以沒有法律強制力的「範本」代替「定型化契約」，只會讓消費糾紛源源不絕，爭議產生後，業者與消費者又「各憑本事」，看誰財力雄厚、律師團夠強，到法院見真章，游開雄認為，行政機關不應該再繼續採取這樣的消極態度，應明訂所有消費類別的定型化契約，從源頭遏止後端可能產生的糾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