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同作者高思博）
綠營的窘境與藍營的生機
近來，民進黨內可能挑戰蔡英文連任的賴清德拋出「親中愛台」言論，府方及綠營各地諸侯更加碼詮釋，加上柯P表態兩岸一家親而得以續辦雙城論壇等等，凸顯了泛綠營兩岸論述的空洞與投機，亦更證明綠營在歷經參與WHA鎩羽、新南向難施展、台巴斷交後已體認到，兩岸關係的持續冷卻及惡化，是阻礙綠營執政且是台灣今後發展不可承受之重。其中，台巴斷交顯示了深遠寓意，更為藍營苦守中華民國憲法的兩岸定位及論述，提供了洗刷冤屈的重生契機。
「民國」法理與「台灣」存續的相依性
台巴斷交和綠營隨後的反應讓眾人驚覺與警醒：斷交事件預見了持續小英式｢維持現狀」的兩岸路線將導致｢中華民國｣和｢台灣｣一併被葬送，也更證明民國史觀與法理是台灣及其人民賴以存續而無法摒棄的唯一載體。台巴斷交表面上弱化的是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戕害的卻是中華民國的國際人格。我國與巴拿馬邦交長達107年，可追溯至1912年民國建立時繼承大清與巴拿馬的領事關係，並於1949年後在台灣延續邦誼。這證明中華民國自1912年起具有的國際法人地位延續至今。
相反地，對岸與巴國建交意味｢共和國｣向完全繼承｢民國｣的｢中國代表權｣又邁進一步。其實，從近來中巴建交及中越聯合公報的內容皆強調不與台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加上冠以｢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多個駐外代表處亦被要求更名，反映大陸對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英式現狀」已明確定性為｢華獨｣，任何掛著中華民國外衣的涉外作為皆屬變相台獨。兩岸的涉外互動已從善意休兵正式倒退至零和對抗的局面。這顯示「英式現狀」不僅導致對岸圍堵台灣的國際空間，更可能一併終結中華民國的國際法人地位。
至於其他綠營領袖們自認的「出路」，也令人感到錯愕。呂秀蓮、辜寬敏和游錫堃宣稱當中華民國消失時，以台灣為名參與國際社會或建立台灣國的機會反而更大。在冷戰兩極對立時代，即便漠視中華民國的庇蔭，台灣還有地位未定論及美日託管論可供遐想。但自1971年聯合國易幟、1979年中美建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隨大陸國際政經地位的穩定提升，幾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知共識。因此，若拒絕繼受自1912年從大陸而來的中華民國法理載體，將｢中華民國」視為累贅與包袱，則台灣不但沒有在「中國領土說」以外創設新國際法人地位的空間，反而將使國際社會毫無選擇地將台灣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正因為當前台澎金馬住民能享有的國際人格，完全仰賴及繼受1912以來的中華民國國際法人地位，所以唯有民國的史觀、法理及體制在台澎金馬的延續，方能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起對中華民國的政府繼承並未完成，中華民國依然存在於世上，治權涵蓋台澎金馬。唯有連結國際法人地位自1912年持續至今的｢中華民國」，方是台澎金馬2300萬人能夠以有別於對岸且無法為對岸所否定的法理身分，而在現實世界中被識別的唯一載體。
此處或許會有理想主義者認為，沿用1912年的中華民國身分與台灣的政治現實距離遙遠，何不訴諸在地民眾的民主實踐來重新創造法理身分，不僅符合民族自決的普世價值，民主成就亦將能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然而台巴斷交的現實，卻再度彰顯上述「民主承認論」的脆弱。
坦言之，國際條約與規範從未言明「民族」的定義與「承認」的義務，國際關係史更從未肯定在地「民主」實踐與國際承認的必然關連。更不用說諸多實例皆證明相關大國的共識及妥協，方是現實政治下准或否的真實要件。聯合國體系仍奉行二次大戰遺存至今的「大國一致」之慣例及原則，便是明證。中華民國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以來，民主的身份廣受肯定，法理身份雖遭受北京打壓，但仍能在各項實質領域與各國交往。中華民國的國號及國旗雖在諸多國際場合飽受委屈，但中華民國護照卻普獲各國海關的歡迎。可見自1912年肇建以來的｢中華民國」國家身份與地位，仍在艱苦而不墜、正當且合理地護衛著她的國民。捨「近」求「遠」地創建新的法理身份，將命運完全抵押在毫無信用的「民主承認論」、罔顧國際現勢，恐怕才是最天真，卻最不負責任的主張。
突破分而不能離、偏而不能安的窘境
顯然，綠營的兩岸路線已使台灣更加陷入｢分而不能離、偏而不能安」的窘境，那麼在野陣營未來應如何重新挪移並主導兩岸論述的座標，突破此一困境？
首先，前文已闡明民國與台灣相互依存的事實與現實！而且台澎金馬所倚靠且繼受的民國，只能是於大陸肇建而延續至今的「中華民國」。因此，對內應努力還原及橋接中華民國自大陸繼而在台灣延續的法理、史觀及國際人格，並維繫由中華民國全體公民來決定中華民國未來的憲法立場。對北京，則應強調中華民國體制及其憲法在連結兩岸的紐帶作用無可取代。否則對岸為何從未停止追求對中華民國國際人格的完全繼承，卻又反對台灣放棄現有以「中華國家地位」為基礎的法人地位轉而尋求獨立的國際人格？甚者，大陸紀念七七抗戰80周年所歌頌的抗日主導力量，恰是依然在台澎金馬續存的中華民國政府。執此，大陸對兩岸局勢其實亦有一個難答但須答的考題：民國是兩岸和平發展、黏合人心的資產還是包袱？如何在政治上加以定位？
其次，強調兩岸主權宣示重合與兩岸的分立分治，都是兩岸的政治現狀和事實。尤其是以近來的外交挫折為例，還原及識別執政黨對兩岸「法理一邊一國」與「現狀分立分治」的混淆，並凸顯創設「台灣國家地位」的虛假性與不可及。社會各界應體認到，臺灣在兩岸主權宣示是否重疊的立場上無法模糊，因這是台灣維持現狀發展的護身符。但兩岸主權行使如何復合的選擇卻可模糊，因兩岸未來如何融合並非當下就須抉擇。執政黨迴避兩岸主權宣示重疊的現狀，已導致兩岸緊張，並對百姓生計造成危害。現行憲法中蘊含的兩岸主權重合之定位，對今後兩岸和平往來、台灣政經發展及全體台灣民眾個人的生計職涯、身家安全維護實至關重要。
第三、區分及比較藍營「暫不統、必反獨」與綠營「暫不獨、必反統」主張的差異，以及兩者對台灣未來發展的優劣利害：前者以憲法一中維持兩岸互信、官民皆通、和平發展等「台灣所需的現狀」，時機成熟再處理政治難題，傾向面對與協商。後者擱置法理獨立，但仍迴避兩岸主權宣示重疊的事實，堅持法理獨立為選項的權利，除了持續蹉跎台灣的發展、寄望美中交惡失衡來緩解自身無法應處的兩岸失和，只能續招致北京的框限及壓制，或採以卵擊石的對抗。
第四、民國與共和國之爭，不僅是物理力量之爭，更是體制道德性之爭。兩岸互動不僅止於有形「生計利益」計較，更取決於無形「價值思維」對接。在民主及本土化論述下成長的台灣青年，不是天然獨而是天然台。植基於本土視野的小確幸，若能權衡外部現實的宏觀形勢，兩者是完全可以結合的。兩岸的和平往來與互動，是成就及保障「天然台」生活的要素，而無須汙名化及窄化對｢中國」的意象建構。建立客觀而務實的兩岸觀：對岸是威脅也是機會，台灣沒有與大陸對立或交惡的實力與動力。
第五、與其擔心大陸如何影響台灣，不如思考如何在大陸的政經發展與改革上，分享自身經驗、發揮影響力。事實上，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及法制建設，台灣提供大陸許多借鏡與參照。台灣的未來不該是以悲情割裂文化傳承的「去華化」過程，而是總結近70年的發展經驗，引領兩岸以中華文化為基底的繼受、反省和創新的過程。過去多數台灣先民越過黑水溝，乃是以根植大陸的典制禮俗將台灣從移墾社會轉變為文治社會的「近代化」過程。1895年起兩岸分合的歷史則是在分岔的「去殖民化」想望下，分別追求「現代化」的過程。兩岸華人社會現代化的取徑和經驗不同，成就與得失自是仁智互見，但必然是未來追求和解、創新共進的寶貴資產。
20世紀兩岸近代化與現代化的經驗，經過東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幾番曲折，雙方皆嘗試過某種「去華化」的實驗，後果卻是社會失序甚或導致巨大動亂。21世紀的兩岸絕無可能在戰火中達成或維持彼此的「現代化」。富有繼承與開創華人多元文化與民主寶貴經驗的台灣，理應是兩岸攜手完成從「現代化」邁向「文明化」的借鏡與資產。以中華民國為法理載體的台灣，方是推動今後兩岸相和、相容、相親的唯一可靠平台。藍營應對此具有自信，重新引領民眾，才是真正對歷史與台灣負責。兩岸互動方能撥雲見日、柳暗花明！
＊作者周志杰為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教授，兩岸與華人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共同作者高思博為21世紀基金會副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