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憲章》公開之後，各個網站的論壇與博客都有傳播，很快劉曉波就被抓，接著，單位有關領導就找我談話，要求寫出情況說明。我就把整個過程寫了，但沒有寫聯繫我的網友的名字，也沒有提及劉曉波，只是說通過信箱才知道有這麼一個憲章提案，自己認同其主張，並提出修改建議。
零九年一年的時間，幾乎都被有關領導糾纏，不斷要求寫進一步情況，並要求認真檢討、反思，然後就是找一個其它的理由，免去我雜誌社社長職務，更進一步，迫使我離職檢查，等待重新安排工作，離開雜誌社之後，又要求我進入研究人員系列，讓我重新申評研究員職稱。甚至誘導我，只要認真檢討，不再發表敏感文章，還可以到研究生院當導師，成為那兒的教授。
2011年，茉莉花事件，我在微博裡寫了幾條所謂的敏感內容，兩次被警方傳喚，並通知單位領導去領人，這使得我在單位的處境雪上加霜。各種壓力隨之而至，這樣的情境中，我只好提交離職申請，通過離職，獲得個人自由，特別是讓單位還回我一直被收繳的因私護照，解除我不能出國的邊控待遇。
總之《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者身份，使我飽受二、三年的困擾，最終丟失了職位甚至全部體制內待遇，我當時給自己的安慰是，八九六四之時，劉曉波等人的談判讓我免受牢獄之災，這次零八憲章事件，算是對劉曉波的一次償回。
所以當時無論寫多少情況說明，我都沒有承認自己的政治過錯，也沒有怪罪劉曉波，當然，那個替我簽名的網友，我也不可能向他們彙報。這一切與劉曉波無關，與替我簽名的網友也無關，是體制與有關官員在造惡，在製造敵人。
像我所有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當時只有兩個學者參與了憲章第一批簽名，另一位是著名學者劉軍甯先生，軍甯所在的研究所，就沒有嚴厲地逐除他（當然，單位對他也是不斷問話與找麻煩，但還是保住了工作職位），而我所在的雜誌社當時的主編陳飛龍（兼所長），因為想完全控制雜誌社，特別是完全操控雜誌社數十萬人民幣的資產，所以極力要把我變成敵人，似乎不清除我，雜誌社與研究所就無法開展工作。迫害一個人，體制是一個背景因素，而相關官員，則是決定性因素。
零八憲章事件，不僅讓我離開了供職二十多年的國家藝術研究機構，最終還迫使我離開了中國，通過美國的EB-1A特殊人才政策，獲得美國長期生活居留權。
結語：風起於青萍之末
八九學潮或民運本是一次悼念胡耀邦的活動，由於中共體制內極左力量不願意對社會進步力量有一絲的妥協，導致悲劇性的結局。而六四悲劇，既是中國歷史之罕見，也是人類歷史之罕見。其悲劇性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劉曉波一個人、劉曉波一個家庭的命運，也深重地影響著整個國家的命運。
劉曉波的命運沉陷於八九這個巨大的泥潭裡，國族的命運也深陷其中。現在人們看到的是，國家無法向文明世界前進一步，卻只能逆水行舟，向文革方向漂移。像劉曉波這樣的堅守者，當年因為要帶領更多的人撤離廣場，肉身離開了現場，但，他的精神意志仍然堅守在廣場，從來就沒有離開。零八憲章讓他再次身陷囹圄，這是因為他要成為廣場囚徒，如果他死在於監獄，就等於死在了廣場。
如果說當時劉曉波們通過談判，軍方還網開一面讓學生們和平撤離，還有一絲人性的光澤的話，那麼，今天人們看到習中央，人性的光澤又在哪裡？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下，仍然不允許劉曉波及時出國治療，無人性無人道的暴虐心性，已到了一個極致。
＊作者為八九六四倖存者，獨立作家，現旅居美國洛杉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