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命運，風雨交加之中基層媒體工作者的命運，該如何被寫下？如何被刻在石板上以供後人記憶？時間倒轉半年，二○一三年春天，「我們」這些冷漠的人，受惠於外頭吹風淋雨的抗議學生、民眾，壹傳媒併購案終於喊停，到了四月，黎智英按原定計畫，只出售《壹電視》，斷尾求生。繞了一大圈，仍舊由年代入主。
少了所謂的「中國因素」，中共代言人的髒手伸不進來，「我們」自由了嗎？看似如此，交易案終止後不久，我隨即飛往印度採訪達賴喇嘛，這是親中媒體的禁區，沒被巨獸吃掉的蘋果，似乎更加香甜多汁，新聞自主空間一如以往。
自由，也不自由。
當籠門打開，籠中鳥終於飛出去時，才發現腳上仍緊扣著腳環，載明出身血統，最重要的是：主人是誰？傍晚暈黃時分，聽到遠方的笛聲急急催促，下意識還是飛回籠子裡。
籠子裡，有吃有喝，有乾淨可窩身的巢。天大地大，只求一席之地。
二○一三年，看似自由的信鴿，腳鐐一一戴上，那是碎片化的即時新聞，以及影像優先的動新聞。二○一三下半年，《壹週刊》全力朝數位化轉型，相關的器材和人力卻沒到位，文字記者要身兼採訪、寫稿、寫動新聞腳本、寫場記表、配音、將完整的報導五馬分屍成好幾則即時新聞。攝影記者則身兼拍照、拍影片、收音，回來之後要剪接、上字幕、配樂，還有慣常的狗仔跟監行程。手機上網，平面媒體的獲利不如從前，於是人事凍結，遇缺不補，原本的過勞更雪上加霜。
我有時想，是不是工會裡的大砲兼攻擊手汝椿太早逝，又或許是每個人都在過度勞累耗損中再也無暇想到其他，又或者，媒體大環境益加險峻，此處不留爺，再無留爺處，就是為了那一口飯吧。我們任由現況惡化，我們尚且還服膺資本家的邏輯，即時新聞在則數和點閱率上都有分組競賽，發最多的組別，以及點閱率最高的組別，可以拿到不過五百一千的紅包，快馬加鞭，全力衝刺，棍棒和紅蘿蔔都來。兵疲馬困，還要再想辦法搾出一點汁，催出更多血汗，輾壓出更多的剩餘價值。
我們徹底落敗，直到現在。
二○一五年六月底，我離開《壹週刊》，結束第一件差事。我仍然選擇繼續當一個記者，答案或許就在，書中我曾經遭遇的這些人、那些事當中。
＊作者為媒體人、作家，現任職於《報導者》。本文選自作者採訪集結作品《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房慧真的人物採訪與記者私語》（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