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死於「二二八事件」中。在花蓮，「二二八事件」一共有四個受難者，其中張七郎一家三口，剩下另一個就是許錫謙先生，我的外祖父。
在我完全不知道家族歷史的情況底下，選擇學了歷史，等到時代改變，一九八七年解嚴了之後，我就一天到晚承受沒有辦法抗拒的龐大壓力，包括很長一段時間，到我外婆過世之前，只要一見到她，外婆就流著眼淚，一直說：「我們家族當中，只有你一個人是學歷史的。」我外婆都不知道我外祖父發生了什麼事，她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台灣女人，她跟我外祖父前後結婚十三年的時間，她從來沒有真正了解過這個男人。
我外祖父三十二歲就過世，沒有留下太多東西，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不得不站在這樣的立場去探索，而我可以探索的方式，只有探索台灣的歷史。我希望可以把我的外祖父許錫謙先生放回台灣歷史上面，能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因為我也許來得及──當然事後證明我來不及──跟我的外婆解釋，你的丈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因為這樣的背景，在至少有十幾二十年間，我覺得我自己還滿認真、滿熱情的在追蹤、在閱讀、在想辦法探索台灣的歷史。也因為這樣，我必然就比更多的人，更強烈的感覺到台灣歷史的特殊之處。
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間，台灣歷史經歷了多麼激烈的變化。二十世紀開端時，台灣從一個邊陲的中國社會，剛被編入到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日本人也不知該如何統治殖民的，在這塊土地上進行了各種試驗。透過這樣的變化，日本人進來了，日本文化進來了。而且日本在來到台灣之前，經過了三十年明治維新，於是日本吸收的西方文化也轉手進到了台灣。
短短的二十年之後，快速地又有了重要的變化，日本人終於搞清楚怎麼對待台灣人，怎麼對待台灣這個殖民地，他們決定把台灣建設為帝國的次中心。一方面他要向南洋發展，一方面要向中國華東發展，都需要台灣人去幫忙，所以台灣從一個殖民地，變成了日本的次中心，變成了殖民的幫手。在這段歷史中，台灣和韓國是很不一樣的，韓國人相當恨日本人，但老一輩的台灣人沒那麼恨，這背後是有道理的，日本人從沒有用對待朝鮮的方式，去對待台灣人。
隨便舉一個例子，推行改姓名運動時，韓國改日本姓名的有百分之九十七，也就是說你根本不可能不改，那是完全高壓的統治。但日本在台灣改姓名，是用鼓勵的，甚至到後來是獎勵的。
等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台灣變成戰敗國的一分子，然而同時列強同意「開羅會議」的協議在同一天生效，所以台灣馬上又變成了戰勝國的一員。在人類歷史上看過這麼戲劇性的變化嗎？
還沒完，一九四五年從戰敗國變成戰勝國，隨後台灣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四年之後，一九四九年，我們變成了中華民國的全部：國民政府來了，我們變成了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差一點在台灣過完了最後的日子．幸賴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中華民國得以在台灣倖存，但同時台灣又被編入冷戰的結構中，變成美國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最後也是最邊緣的一個據點。透過這樣的關係，美國的文化也進來，等到我長大，我們這一代很多人年輕時都是假洋鬼子。那真的是喝美國文化的奶水長大的。
Bob Dylan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是我們這一代的事啊！干「你們」什麼事啊？你們哪認得他啊？跟你們有什麼關係啊？對我們來說──天啊！也有這一天，Bob Dylan是這種方式被認識。但對我們來說，Bob Dylan是在我們血液裡的一部分，我們聽他的方式，跟你們聽他的方式，今天因為他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一定是不一樣的。
然後很快來到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接著快速民主化，到二十世紀結束前，長期執政的國民黨垮台了，失去中央執政權，台灣變成了完全不同的一種體制，進入完全不同的時代。
怎麼講得完呢？短短一百年中，台灣發生了這麼多事，可是在過程中，我越來越清楚感覺到，我們到底用怎樣的方式在思考台灣歷史，或是我們以為我們知道怎麼樣的台灣歷史？為什麼台灣歷史那麼複雜那麼豐富，但在這個社會的嘗試中，台灣歷史卻是那麼簡單貧乏？這就是我所體認的荒蕪，「百年荒蕪」，這一塊土地上，曾經經歷過的這麼豐富、豐沛的、複雜的經驗，那麼容易就被遺忘掉。
我在二○○二年思考這件事的時候，我沒有辦法阻止自己這樣去感受，在這樣強烈感受的情緒下，我就想了一個方式，什麼樣的東西或方式，最可以幫助我們呈現複雜的面貌？我自己的學術專業上是歷史，我知道有很多東西，當本身太過於複雜的時候，是歷史表現不了的。
只有文學，只有小說。這中間那麼大的落差，明明那麼複雜的東西、那麼豐富的東西，被用這麼荒蕪的方式被理解，我想做一點點事，我想可以用寫小說來呈現這複雜的台灣一百年。
作者最新作品《遲緩的陽光》（印刻），是「百年荒蕪」系列之一，作者立意要寫一百篇「年分小說」─從一九０一年到二０００年。以總字數超兩百萬字的小說，描繪20世紀一百年的台灣面貌，用歷史研究與虛構想像的交雜，挖開表面的荒蕪，測探底層的複雜。談到台灣歷史，其實，談的是快速流失消亡的台灣記憶。
*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