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6日，蔣經國在接見美國「聯合國同志會」時指出：「安全對我們是很重要的，匪偽政權可能已將解決臺灣列為急務，在口頭宣傳上，匪偽高唱『和平統一』，但是，它絕不會不使用武力。當面對武力侵犯時，我們的戰力需要加強。…中華民國有兩百萬後備軍人，因此人力並不構成問題。重要的是，貴國多年前提供的裝備，就今天的戰鬥而言，已形落伍。我們需要新武器來防衛自己，抵禦匪軍的侵襲。」
當時，卡特的「綜合法案」在國會審議時飽受批評，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兩黨議員都批評卡特未給予臺灣安全保障。1979年2月15日，蔣經國致電當時在紐約的宋美齡「希望美國國會能為臺海及西太平洋安全立法，或可以稍補中美斷交最大之缺陷與遺恨。」當國會議員考量美臺未來關係時，臺灣安全始終是他們的關切所在。臺灣駐美外交官與美國國會密切聯繫，提供資料和建議，由於這群駐美官員的努力，也使得整個國會氣氛逐漸轉向親臺，並決心在臺灣安全上負起責任。最後，在議員們針對臺灣安全提出的許多議案基礎上，國會大幅更改了行政當局送交審議的草案，並將該法案改名為「臺灣關係法」，以作為美國與無邦交的臺灣進行交往的法律依據。 國會議員對制定新法案的努力，顯示臺灣在美國有很多的朋友。
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分別在1979年3月28日及29日表決通過「臺灣關係法」，4月10日，經卡特簽署成為美國國內法律並追溯自1979年1月1日生效。美國訂定該法的要旨為：「本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臺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根據「臺灣關係法」，美國明確宣示對臺灣安全政策如下：
‧一、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務；
‧二、美國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舉，是基於臺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
‧三、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制裁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四、提供必要數量的防禦性武器，使臺灣維持足夠之自衛能力；
‧五、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任何對臺灣社會經濟制度之威脅，美國總統應立即通知國會，依照憲法程序採取適當行動。
「臺灣關係法」在某種程度上修改了美國行政當局不利於臺灣安全的政策，類似這樣的情勢在三權分立的美國較易發生。同時，美國憲法未規定國際法高於國內法，而國會亦有權制定影響國際協議效力的法律。事實上，「臺灣關係法」是經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總統簽署生效的，而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三項公報只是美中行政當局簽署的協議， 並非經過兩國立法機構批准的國際條約，所以，從美國國內法角度看，「臺灣關係法」的效力高於三項公報。由於「臺灣關係法」的效力，臺灣與美國所維持的關係，成為臺灣與無邦交國維持實質關係之最高型式。
1979年9月3日，蔣經國再次接見「中美經濟協會」主席甘乃迪，回顧了他處理臺美斷交的過程，他說「我們的確體驗到處理中美問題的困難。但一直堅守著既定的政策與原則，尋找適當的新途徑來求取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臺灣多年來在美國國會培養的友誼，使國會不顧中國的反覆強烈抗議與鄧小平親自到國會遊說，而將卡特政府所提的「綜合法案」認真審議修改為「臺灣關係法」，成為37年來美臺關係的基石。回顧「臺灣關係法」的立法過程，臺灣朝野對美國國會的成功遊說也是功不可沒的。
最近，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對中國擺出強硬姿態，打破37年慣例而與臺灣總統蔡英文通電話，還揚言有可能揚棄「一個中國」政策。中國官媒「環球時報」2016年12月12日回應，除了痛批川普「懵懂」，也警告說臺海將出現「真正的風暴」，中國將優先考量以武力收復臺灣。未來關鍵在於，臺灣將如何推動川普政府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以對抗中國對臺灣的武力危脅。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