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其兩岸事務經歷為擔任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長達十年，熟稔1992年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與內涵爭論過程 ；1993年田弘茂曾赴北京、上海，在當時統戰部長王兆國安排下與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會見，並建議APEC高峰會應由李登輝總統出席，另也赴上海與海協會前董事長汪道涵會面。這顯見其在大陸有一定人脈與關係資源。
同時，田弘茂曾經擔任民進黨政府首任外交部長，更是瞭解衝撞型的「烽火外交」後果，不僅只會帶來兩岸對立與衝突，更毫無助於兩岸和平穩定框架之建立。這是「國際結構」、「兩岸結構」對兩岸政策的「框限」。
最後是綜觀田董事長學術觀點 ，認為兩岸經濟互賴難以逆轉改變，台灣不易跳脫「九二共識」緊咒符，提出台灣應與主要大國發展「等距外交」。這至少說明田不會過於「親美」，也不會過於「遠中」，而是維持一種戰略平衡關係，是一種現狀維持而非改變現狀。
田董事長很早就指出兩岸問題關鍵就是「九二共識」，但並沒說過要接受「九二共識」，而是主張兩岸應務實交流。田認為兩岸須先把事務性問題解決，尤其台商、兩岸打擊犯罪議題應互相合作。從海基會立場來說，雖非處理兩岸問題最高政治機構，但仍希望兩岸恢復正常和平關係。此為「經濟結構」、「兩岸結構」對兩岸政策的制約。
四、政治結構因素將制約台獨主觀意願
綜上所論，如果蔡英文總統有意讓具獨派色彩人士站到處理兩岸事務的第一線，這項動作既是危險也是大膽的政治冒險，這可能加速滑向台獨基本教義派，也可能正在醞釀兩岸新的政策思維與論述，並產生修正既有兩岸政策作用 。
從獨派人士擔任總統府資政、大法官到海基會董事長，這是以中華民國政治結構限制激進台獨勢力擴展，還是獨派的意識、主張及政策正融入體制中，民進黨的執政意味著台獨主張與中華民國體制已形成一種辯證統一關係 ，中華民國的台灣化不可避免，但此並不意味中華民國與台灣相分離，台灣走向法理獨立將受到「國際結構」、「兩岸結構」、「中華民國體制結構」的多重制約。
或許歷經政治洗禮的蔡英文總統應深知，2012年總統大選關鍵輸在兩岸議題，2016年則是兩岸議題未成為選戰主軸。但若不思考兩岸政策的突破而空轉四年，2020大選時勢將證明蔡執政毫無處理兩岸事務能力。觀之大陸對台政策採取堅壁清野、區隔分化支持「九二共識」的政黨、社團團體，強力排除民進黨在兩岸關係的影響力。
值此非常時期，民進黨原本就是以選票極大化為目標的世俗化政黨，其兩岸政策必須與時俱進，隨主客觀環境情勢變化進行調整。若是「國際結構」、「兩岸結構」、「經濟結構」及「體制結構」的限制力量增大，亦有可能扭轉兩岸政策中間路線之偏離 。就此而論，法理獨立僅僅只是一種「意願」或價值 ，而無法成為「政治現實」。然無庸置疑的，蔡英文總統若是運用「結構因素」要限制「主觀意願」，也存在極大政治風險，「結構因素」固然限制台獨主觀意識，但也存在結構因素被重構的風險。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