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化近30年，許多法律仍有違反憲政主義的疑慮，阻礙轉型正義的落實，包括《國家安全法》第9條第2款等多個條文，13日在「模擬憲法法庭」受到激烈辯論，聲請方呼籲大法官勇於糾正違憲，而代表司法院等政府機關的訴訟代理人則從程序、實體內容，反駁有釋憲的必要。
由前大法官許玉秀發起的模擬憲法法庭今年進入第3屆。立委黃國昌、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丞儀等分別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李媽兜、杜孝生的案例，申請相關條文的釋憲，由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瑤華等8名法學界組成的大法官8月底已召開程序庭決定受理聲請，第一次言詞辯論庭在13日舉行。
李媽兜曾意圖「顛覆政府」，後人申請補償遭駁回
李媽兜因接觸共產主義，1952年被捕，隔年保安司令部以觸犯今已廢止的《刑法》100條為由交付軍法審判，根據當時《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判處唯一死刑而遭槍決，他的後人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補償條例）申請補償，白色恐怖基金會卻以李媽兜意圖顛覆政府，依該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經認定觸犯內亂罪、外患罪確有實據者不得申請補償」為由遭拒其申請，而《國家安全法》第9條第2款禁止受軍事審判者上訴或抗告，也限制軍審者平反的管道。
黃國昌針對這4個條文提出釋憲。他說，李媽兜追求思想自由、研讀共產主義書籍、組讀書會，就被判死刑，如今台灣社會的民主成熟，可容忍退役將領到對岸唱和一中，回顧過去，「難道我們不用嚴肅面對，加以改正嗎？」
黃國昌:國安法第9條第2款維持「不法狀態」的安定性
雖然《懲治叛亂條例》、《刑法》100條都已廢止，聲請方認為，其殘存的秩序仍持續破壞自由民主憲政。黃國昌指出，這些條文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造成極大傷害，立委有責任修法，但因立法院的結構及部分立委缺乏面對過去的勇氣，導致修法遲無進展，他呼籲大法官勇於宣告這些條文違憲。
關於大法官會議釋字272號認定合憲的《國家安全法》第9條第2款，黃國昌批評，大法官「沒認清問題本質」，以法的安定性為由，限制受軍審者只能靠再審和非常上訴救濟，但是，「這不是要維持法的安定性，而是要維持過去『不法狀態』的安定性，這如何能成為自由民主憲政下被肯認的價值？」
鄒族醫生杜孝生被誣貪污求刑，後人無法獲補償
原名博尤．特士庫的鄒族醫生杜孝生在國民黨整肅倡議原住民自治的菁英時，與湯守仁等在1952年被捕，杜孝生沒有與湯守仁等同案被告以意圖顛覆政府之名判死刑，而被以貪污罪名求刑17年，他曾在1997向228基金會申請補償卻被駁回，2001年過世後，子女2度向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該基金會指他因以貪污罪判刑而不符《補償條例》第2條第2項明定受裁判者限於觸犯內亂、外患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及擴張受裁判者範圍的《補償條例》第15條第1項第1款，而未受理，此案仍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
黃丞儀指出，補償條例相關條文過於狹隘，保安司令部逮捕杜孝生之前，已擬定工作方案，準備要一網打盡鄒族菁英，雖以不同罪名定罪，對他們進行的政治整肅與迫害並無差別，因起訴法條的差異而造成案件請求補償的要件上有所不同，違反《憲法》第24條保障的國家賠償請求權，侵害人民權益。
他表示，1987年解嚴後應整體檢討法秩序在戒嚴時期遭到的破壞，遺憾的是，立法院卻通過《國家安全法》，導致無法對戒嚴時期的軍事審判進行系統性檢討或進行司法救濟，國家只發放補償金，沒有檢討其責任，而立法機關對補償金的發放，設定狹窄範圍，「曲解人民權益受侵害的型態。」
黃丞儀批大法官會議釋字477號，「人民權利不應歸於立法裁量」
和《補償條例》同樣排除其他案型申請補償的還有《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但對此，大法官會議釋字477號認定，屬於立法裁量的範圍。
黃丞儀則表示，「所謂立法裁量並非絕對」，大法官並未在釋字477號區別人民受損的權利性質究竟是政治性權利還是一般性權利；而因大法官已對人民基本權利做出不同保障的要求，也再三強調，《憲法》第8條保障的人身自由是人權保障的核心，釋字567號也強調，「即便國家屬於非常時期，人民的基本權利也有其核心範圍，不得侵犯」，但是《補償條例》與釋字477號，會將這一切都歸於立法者的裁量，「我們認為釋字477號有變更的必要。」
黃丞儀也在聲請案中，要求大法官變更釋字272號。聲請方訴訟代理人、律師洪偉勝表示，釋字272號的問題在於它否定其他司法救濟機會，選擇以行政權認定補償替代司法權，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機關訴訟代理人反擊:立委應先修法再釋憲
儘管法庭已在程序庭決定受理釋憲聲請，機關訴訟代理人陳述意見時，首先仍猛攻法庭受理2案有程序瑕疵，他們指出：1.相關條文應由立委先推動修法，受阻後再釋憲；2. 杜孝生案並未窮盡訴訟途徑。
他們表示，轉型正義應促成和解，然而法庭以轉型正義與憲法原則的關聯為由，採特殊個案受理，以轉型正義為由，打破法律受理聲請的要件限制，並質疑法庭的立場與態度，「恐會加深對立、製造新仇恨。」
機關訴訟代理人主張，《補償條例》的補償範圍應限制在政治案件補償，並認同這是立法裁量的範圍；他們雖同意，保安司令部預先擬定逮補杜孝生的計畫，顯示杜很可能被羅織貪污罪的罪名，其他人也可能以其他罪名被栽贓，「難道這有貪污罪、其他案件不應補償嗎？」「可是一旦擴張補償範圍，要擴張到那？如果連特別刑事、一般刑事案件都要補償，就失去轉型正義的意義。」
機關訴訟代理人:若宣告國安法第9條第2款違憲，重啟審判時證據如何呈現
而對於聲請方主張《國家安全法》第9條第2款違憲，機關訴訟代理人也反對。他們指出，時間過這麼久，如要上訴或抗告，證據如何呈現？證人或關係人能否出庭？如果不行，「審判是否流於空洞化」；他們也表示，對受裁判者來說，重啟司法審判不見得比補償好，現行作法是原則補償，例外不補償，而司法審判時，另一方不免會對受裁判者提出請求，「會造成些阻礙。」
擔任鑑定人的律師李念祖提出不同的思考，引起各方熱烈討論。
李念祖:變更釋字228號，白色恐怖受難者可依《國家賠償法》申請國賠
李念祖指出，《補償條例》不應被反面解釋，而造成不在補償範圍內者失去補償權利；他認為，大法官釋字436號、477號已確認，未經普通法院審判而經軍審剝奪人身自由，是違憲的，構成國賠要件，人民可依釋字9號，請法院宣告軍審判決無效，而若大法官會議能變更認定《國家賠償法》第13條合憲的釋字228號，並解決《國家賠償法》申請時效問題的障礙，白色恐怖受難者就可依據《國家賠償法》申請國賠，可同時恢復名譽並獲得賠償。
他指出，他相信有很多人不在《補償條例》或《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的受裁判者範圍內，大法官會議不可能用一個抽象的解釋，或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寫在判決書，讓他們一次得到救濟，利用國家賠償制度是最簡單、最容易、也是最完整的轉型正義方法，而且適用範圍很廣。
不過，聲請方並沒有要追加變更釋字228號。黃丞儀指出，聲請方的想法仍與李念祖不一樣。黃丞儀表示，杜孝生的悲劇，是在戒嚴體制下造成的，不應與民主化後的軍事審判問題混為一談；他舉例指出，軍人江國慶因被冤枉而遭槍決，依《國家賠償法》獲國賠，與杜案這兩件事的「意義完全不一樣」，若用釋字436號，就會讓要解決戒嚴體制下政治暴力問題的轉型正義的意義「全部稀釋掉」，所以聲請方並不打算採取這樣的論證。
模憲的第2次言詞辯論將在11月19日召開，12月底做出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