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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研討會》學者:最重要的是文化轉型,「污名化」情緒必須化解

轉型正義研討會(甘岱民攝)

轉型正義研討會(甘岱民攝)

這幾年「轉型正義」成為熱門話題,但為什麼要推動轉型正義?創辦「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與多名研究這個議題的學者,29日都提出「論述」的重要性,認為這是未來重要的工作。

台灣民主化近30年,民間真促會去年10月出版「階段報告書」,書中說:「如果台灣的民主令國民感到驕傲,台灣處理威權遺緒的表現其實令人汗顏」;轉型正義的3個主要任務,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與歷史記憶的保存都還需要努力。而吳乃德29日在「轉型者的過去式與現在式」研討會說,台灣轉型正義的工作,「未來最重要的是論述問題」,其他都慢慢在解決。

陳妙芬: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文化轉型

在綜合討論時,台大法律系副教授陳妙芬說,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可能是文化的轉型,由於歷史檔案沒公開,針對個案的討論很多時候只能用「推測」,因為大家有一些「對立」和「二元」的想法,「會不會因此我們的文化沒有辦法真正從威權走出來?」

陳妙芬指出,她上一輩的老師,有的當兵時加入國民黨,有的曾從事軍事審判,在威權時期都與國民黨的政權有牽連,有很多交錯不清的現象,轉型正義的問題,或許更棘手的是文化與思考對立的型態要如何轉型,她也一直在想,有沒有可能有另外的角度,來思考台灣的文化與歷史。

徐斯儉:對國民黨或部分外省人,轉型正義是污名化

民主基金會執行長、中研院政研所研究員徐斯儉指出,對國民黨或部分外省人來說,轉型正義就是對他們的「污名化」,他們認為在成長過程所認同的一切,包括時代意義都被否定,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污辱,感覺受「集體審判」,很多公務員反對公開過去的檔案,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應。

徐斯儉指出,轉型正義的論述必須講得很清楚,這是策略問題,如果有「你們在污名化我」這種情緒存在,結會解不開,攸關歷史真相的檔案永遠無法公開,永遠只能推測,主張轉型正義的論點也永遠沒有正當性。

吳乃德回應時指出,徐斯儉提的問題「非常、非常重要」,但在台灣很少被提及,他接觸很多外省朋友,知道社會在討論228事件的時候,外省人的感觸特別深,有些人以為,支持國民黨的或外省人都被認為是228事件的幫兇,這讓他感受到,未來轉型正義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論述。

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結束後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以公聽會的方式讓受害者講述他們的經驗。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宋承恩指出,南非前大法官薩克思(Albie Sachs)日前來台訪問,針對台灣歷史檔案未開放的問題,曾以南非的例子指出,南非的轉型正義「刻意模糊必要的法律化」,用TRC讓大家把真相講出來,揭露資訊,打破檔案因沒有立法而不得公開的困難。

宋承恩:對民主、人權的保護不限於1949年前及解嚴後

除了南非這種程序性作法,宋承恩也以西方用「higher law」將納粹對待猶太人的罪行定義為種族滅絕(genocide)為例指出,訴諸對民主、人權的保護不限於1949年前及解嚴後的觀念,或可避免在論辯過程中,威權政體的政治迫害行為被「相對化」的危險;但要打破「相對化」,就「要非常認真的提出轉型正義的論述」,為什麼要推動轉型正義,價值何在,這點到現在還沒做到。

20161029-轉型正義研討會,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甘岱民攝)
轉型正義研討會,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甘岱民攝)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指出,轉型正義是「文化反省運動」,對加害體系的反省,是為了瞭解今天與過去的不同,重點不在咎責。

陳俊宏表示,轉型正義曾被視為應報式正義或修復式正義,但美國政治哲學家艾利絲.楊(Iris Young)提出「社會連結的模式」(social connections model of responsibility)觀念,她指出,轉型正義是在處理「結構性不正義」的問題,在新體制轉型過程中,每個人都有責任,不是罪責(liability),而是「讓不義政權轉型的責任,或不參與不正義體系繼續存在的責任。」

陳俊宏:重點在於所有人都堅信要在共同的價值規範下生活

他認為,南非TRC的意義在於讓黑、白兩個種族的人,不再認為彼此是敵人,而是要建立彩虹國度,重點在於所有人都堅信並認可要在共同的價值規範下生活,這才是真正和解的意義;台灣必須思考蔣公銅像與現在民主價值的衝突,進行文化反省,才能回到轉型正義很核心的目的。

20161029-轉型正義研討會,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葉浩。(甘岱民攝)
轉型正義研討會,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葉浩(甘岱民攝)

在研討會上發表論文的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葉浩指出,因為他的成長背景,他對轉型正義的議題始終抱持高度的學術興趣,出國多年後回國任教就是因他對此議題的切身關懷,但8年前回國後,曾寫了一篇論文,卻遭到審查者辱罵,批評這是「綠營」的題目,不具學術價值,是「仇恨政治」;不過,近年轉型正義變成應該談的議題,他從中也看到「價值的翻轉」。

葉浩:轉型正義是整套體制的價值翻轉

葉浩指出,轉型正義的問題,是整套體制的價值翻轉,但在台灣,藍營、綠營有很不同的世界觀、民主觀及國家觀,對政治自由也有消極自由、積極自由兩種看法。例如,綠營認為,轉型正義是民主化的未竟事業,一定要有轉型正義,民主才能鞏固,藍營向來則喜歡講,國民黨促成了民主轉型,談轉型正義是一種仇恨政治,又例如,綠營認為民主轉型除了制度轉型,還包括國家主體的轉型,藍營則強調已做了228事件的轉型正義,一切盡量往前看。

葉浩認為,綠營只處理國民黨黨產的轉型正義是「半套」的轉型正義,不敢像前東德等國家一樣,清查威權時代公務體系的公務員在民主轉型後是否適任;對藍營而言,他們的歷史記憶可以長達中國5000年歷史,對於近幾十年的事情,卻要大家都忘掉,只要記得國民黨有功的歷史。

他指出,在德國,國家不能踐踏人民的基本人權等自然法概念,在納粹崛起前本來就是德國認同的基本價值,只是被納粹破壞,因此,德國可以採取強烈的法律手段實踐轉型正義,因為他們的價值觀是連續的,南非沒有可以採取德國模式的現實條件,但南非的基督教文化和自己的文化裡,有和解的元素。

葉浩:很不一樣的史觀、時間感,是台灣特殊的問題

而在台灣,葉浩指出,對歷史有很不一樣的史觀、時間感,是台灣特殊的問題,台灣在傳統上有沒有認同德國所認同的基本價值,有沒有像南非一樣有支持轉型正義的民間文化,或者要創造新的政治文化,走出台灣自己的路;他認為,起點就是「爭辯、思考轉型正義」,這也是創造新政治文化的方法。

他指出,透過爭辯、思考轉型正義,台灣可以同時做到3件事:1.決定我們是誰,共同體在那裡;2.調整時差,讓不同政黨對歷史的時間感稍有認同;3.釐清對加害者在政治、法律、道德這3種不同面向的咎責,透過這些做法,可能可以做到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所講的,轉型正義是一種大的政治演出,有宣示性的效果,可以與過去做某種程度的切割、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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