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途決議案與兩萬名移民配額
歷經長期的奔波與努力，FAPA的遊說活動更具效率，例如促請美國國會在《台灣關係法》中納入第二條第三項的人權條款，明定「本法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切，尤其是對於台灣地區一千八百萬名居民人權的關切。茲此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更成功促使眾參兩院通過「給台灣兩萬移民配額」的提案；另外，美國參議院分別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案」和一九八九年七月通過「台灣前途修正案」，都是世台會和FAPA共同努力的成果。
旅美期間，我們亦曾協助國民黨當局處理「國際糾紛」，由於台灣漁民的捕撈海域遍佈全球，經常與其他國家發生海事糾紛，為了協助台灣漁民，我曾經前往印尼駐美國大使館交涉，促請印尼政府釋放台灣漁民及漁船，我的想法很單純，只要台灣鄉親有難就應主動協助，不能因政府無能而袖手旁觀，讓台灣人民的權益受損。
旅美期間，因參與外交事務，我逐漸被認定為外交工作的老手，我不但與美國國會、國務院人權單位，也和美國人權組織和教會組織建立出良好關係，美國政界高層如參議員佩爾（Claiborne Pell）、索拉茲（Stephen Joshua Solarz）、甘迺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還有後來擔任AIT理事主席的卜睿哲（Richard C. Bush）等人都和我私交甚篤。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們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辦「島內外獨派馬尼拉聯席懇談會」，但很多人因為國民黨的阻撓無法進入菲律賓，我和張燦鍙透過佩爾參議員向菲律賓強力交涉，最後才得以順利參加馬尼拉的會議。
提到佩爾，二○○四年我擔任外交部長時，曾到羅德島的Pell Center，以台灣的自由民主發展為題發表演說。而當時坐在輪椅上聽我演說的佩爾已垂垂老矣，我與佩爾這段台美情誼，歷久彌新。
＊作者為前外交部長。本文選自《陳唐山回憶錄：黑名單與外交部長》（前衛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