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個方程式來證明，時間是有起點的，是不是很棒，教授？以一個簡單優美的方程式來解釋萬物。
── 英國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
幾年前看過霍金傳記電影《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的人，或許記得這位提出宇宙模型來解釋時間起源的偉大物理學家，從學生時代起就想要找一個可以解釋宇宙萬物的理論。或許，一個傑出科學家與天才科學家的差異，就在於後者擁有這種尋找一把鑰匙打開宇宙祕密的瘋狂想法——雖然那一句關於「萬物論」的口頭禪，實際上是語出霍金擔任劍橋大學數學系教授時的一場公開演講，而且說的是這種能統一所有理論的方程式乃自然科學的聖杯，人人想找。
相較於自然科學，人文學科似乎不以尋求這種聖杯為研究目的，因為前者以大自然界為研究對象，關切的是事物的因果關係以及運作於現象背後的自然定律，但後者的對象卻是具有心思意念和意圖動機的人類自己，且研究的目的旨在理解人類所建構的社會或創造的文化，及其背後的思想理念和事件所表達的意義。也因此，除了某些特別標榜自己是「社會科學家」的史學工作者，會致力於尋找那種可以解釋不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或類似事件背後的普遍性模型之外，大多數的歷史學家會把焦點放在特定事件的細節以及人物身上，意圖讓人們看到每個事件、不同時代以及特定歷史人物的獨特之處。
然而，本書作者弗格森卻不這麼想。這位畢業於牛津，任教過母校以及劍橋、哈佛、史丹佛等名校的英國史學家，似乎有霍金身上那一種狂放與反傳統，且天分也到位。《廣場與塔樓》一書不僅想告訴讀者水平連結的「網絡」（networks）結構之於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性，遠高於垂直關係的「階層」（hierarchies）結構，而且史學家自古以來全都搞錯方向、走錯了路，只想透過「大人物」或官方檔案來理解一個時代，而此舉—─借用一下政治評論員納伊姆（Moisés Naím）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評論這本書時用的比喻——猶如喝醉酒的人會在路燈下找鑰匙，而不是在暗處，因為那是他唯一能看得到東西的地方。
換言之，歷史不該是帝王史或偉人史，那假定了人物的重要性可做出等級區分，依序從大人物到小人物，然後聚焦於大人物身上。史料的採用也不該過度仰賴國家文獻，因為那本身也鑲嵌於一種階層制想像。
唯有網絡才是答案。唯有從人際網絡的角度來建構一幅人物互動與權力交織的圖像，才符合真相，才能真正掌握歷史的真正動力！不論是宗教改革的成功與啟蒙運動的興起仰賴了網絡，或大清帝國的「塔樓」階層統治模式和太平天國始於「廣場」般連結邊緣團體的網絡之間的較量，二十世紀蘇聯垮台與冷戰結束的緣由，甚至川普為何能當選美國總統，弗格森幾乎把半部人類世界史以「網絡／階層」概念及其對立模式，重講一次。
弗格森對傳統歷史書寫方式的批評，當然也沒忘記自己。而根據他的坦誠，他本人是在撰寫美國外交家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授權傳記時，才真正體會到了網絡的重要性，而此前即使包括在一九九八和二○○一年替他贏得不少讚譽，分別關於歐洲銀行家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以及討論從工業時代到網路時代的經濟與政治關係的《金錢與權力》（The Cash Nexus）兩本書，也都忽略了網絡所真正扮演的關鍵角色，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相當鬆散的家族關係或關聯性的理解。當然，前述兩本書足以讓弗格森從牛津大學歷史系這座學術象牙塔，轉到紐約大學的商學院去任教，兩年後再讓哈佛大學商學院挖角，從此逐步建立起自己在美國的人際網絡。然而，是季辛吉本人以長袖善舞的能力建構了一個結合政客、商人、外國大使、國家元首、新聞從業員等在內的龐大人際社會網絡，不能以追求單一目標的階層結構來描繪，才讓作者意識到過去以族譜與姻親關係為核心的關係圖，仍然是一種圍繞於特定甚至單一大人物之上的史觀，既不能掌握季辛吉的權力組成結構和影響力範圍，也不足以應付我們正處的第二個「網絡時代」。
進一步解釋，首先，原本即著作等身的他，不僅博學多聞，歷史敘事也總能展現卓越的說書能力，其視野更是遼闊，橫跨許多年代。掌握了「網絡」此一概念利器之後，讓他重新思考過去的不下於十五本歷史專書的各種事件，並藉此做出了大膽的歷史宣稱：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真正的「網絡時代」。第一個始於古騰堡活字印刷的發明，先是讓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成為可能，繼而有了啟蒙運動，先是在巴黎與愛丁堡分別形成了規模不小的文人學者圈，直到促成了十八世紀末的各種思想革命，其過程當中一路推倒中世紀以羅馬天主教教會為核心的階層體系。第二個則是上世紀七○年代因為個人電腦的發明到普及，到網路崛起及至當今方興未艾的社群媒體世界，中間曾讓蘇聯解體，終結冷戰格局。其他時間則大抵都是網絡與階層並存的年代。
想必讀者會問：中間那僅僅一百七十年左右的時間，是否其實不過是同一個歷史發展當中遭遇了特定阻力或攔截？的確，弗格森認為這段期間是階層制度的復辟。而這復辟其實就是國家取代了過去的教會，成為領土內唯一的最高權力，並據此重建了新的權力塔樓。換言之，國內政府某種程度取代了教宗，甚至坐上了上帝留下的空位，讓國族主義取代了普世基督王國。直到網際網路出現，讓權力的高塔去中心化，最終瓦解成散落一地的點狀分布，才讓世界回到原本已開始的全球化軌道。
不意外，眼尖的讀者也會追問：那麼，這兩個網絡時代的屬性是否一樣？難道沒有多種的網絡？當然多種，正如本書第一部花了三章的篇幅來簡述網絡研究的發展史以及網絡的種類。姑且不論研究起源，弗格森告訴讀者不論是電子回路、有機成分同質異構物乃至人類的社交關係，都存在網絡。市場和網際網路本身也是。幾乎生命的任何層次，從神經元到器官到人體到團體到社會乃至國際關係體系，全都是網絡。至此，我們不得不說「網絡」和「階層」果真是一組可以解釋萬物的簡單理論。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本文選自《廣場與塔樓：從印刷術誕生到網路社群力爆發，顛覆權力階級，改變人類歷史的network》（聯經）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