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反問，大埔張藥房的當事人，以及台灣其他地區的反迫遷受害者或相關團體，他們要的真的只是掌權者對個案的特別處理嗎？今天當權者一個人可以說重建就重建，哪一天他同樣也可以一個人說拆就拆。同樣是政治決定，同樣是人治，差別只在被徵收者運氣好壞？在藍營執政縣市就有社運團體抗爭關注，在綠營執政的地方，同樣的徵收或是迫遷就變得無人聞問？
四、不該忽略都市計劃審議制度的問題
大埔案雖然促成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法，但是對於都市計畫法的問題，卻沒有因大埔案而有任何檢討與改革。在民眾維護自身權益意識高漲與強調公眾參與的時代，現在都審會的成員組成，以及計畫擬定後才開放展覽並接受各界表達意見的制度設計顯然已經不夠。如果在擬定都市計畫的過程中，就把民眾參與及表達意見的程序弄得更完備，讓委員會的組成能夠更多元而非政府主導；如果我們把在土地徵收條例中對公益性、必要性評估的要求，先放在都市計畫的規劃過程中，及早把問題攤在陽光下，不是更能秉除政府黑箱規劃的疑慮？如果拖到後期的徵收階段，箭在弦上再來面對所謂公益性、必要性問題，反而讓問題更為棘手而難以轉圜。
張藥房是否原地重建，究竟應該回歸專業？在公益與私利間找到平衡點？還是只是再一次的政治指導？如果我們不正視都市計畫過程中的制度問題，只是一再透過政治手段而解決特定的個案，張藥房的問題絕對不會只是最後一個！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法制組高級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