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義重要？或自由民主重要？或上帝的福音比較重要？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國兩制在台灣民調最高的時候是多少？大概是39%，那是西元2000年陳水扁執政初期。而且那時候最流行的，是教上海話，到上海投資，書局裡面賣的都是教怎麼樣在上海生活、投資的書，就是在那個時候在電視上教上海話、唱上海歌，當時哪有人覺得有第五縱隊，有什麼代理人？這是很有趣的現象，顯示出一種起伏，或抵抗極端的一個需要，如果你走向某個極端，就自動產生一種需要回頭的需求，因為你的文化潛意識裡面是兩邊都有，走極端就是越壓抑自己的另一個面向，壓抑到受不了了，只有兩條路走，一是找一個代罪羔羊，壓迫他，自己就昇華了。二是回頭找那個被壓抑的自我，重新補個課。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李立群，他講那個聯繫兩個分裂體之間的珠子，講得蠻好玩的，他講到吸一下就活過來，就是說這個人文化根源是多元的，但是這個多元性被人家政治撕裂，逼你選邊，你就自我分裂了，就被迫循環不斷地回去找那個珠子吸一下。這個大概就是說後殖民社會的一個特色，我現在比較有興趣的，就是要找那個扳機，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做扳機，像磁鐵把那個已經散掉的東西重新叫出來，讓大家被迫要選邊。
像美國國務院那個非洲裔的女官員，說中國對美國而言是從沒見過的挑戰，因為不是西方熟悉的民族，這就是一個暗號，要逼你選邊。種族文明的衝突來了，你法國人、加拿大人、澳洲人要選哪一邊？但是她可能不成功，那就表示扳機無效，不是說這個扳機今天有效，明天就同樣有效。像宋美齡到美國國會去演講，在當時是有效的扳機，美國那個時候剛剛從孤立主義出來，它需要有一個可以被自己照顧，美國可以憧憬、可以幻想，可以拯救的未來民主自由，宋美齡代表這個希望。到1947、1948年共產黨想要用宋慶齡做同樣一件事情，就掀不起來了。1949年之後，宋美齡要回到美國再掀起同樣風暴，也掀不起來，因為美國的對手改變了，不是德國不是日本，是中國，所以trigger(扳機)跟它的背景要能夠配合，才能成為強迫選邊的機制，我希望將來繼續在這方面研究。一個人覺得必須要選邊的時候，那很多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暫時不考慮，民族大義比較重要？或自由民主比較重要？或上帝的福音比較重要？香港今天就在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在這個狀況裡面看到，特區政府沈溺在舊的殖民統治者的那種文化，跟抗議者一種自居殖民先進性的殖民文化，他們之間產生對撞。英國人現在好像很得意選邊站，認為自己站在抗議者一邊，他沒有看到這個是英國人自己在跟自己打仗，自己在跟自己對撞，衝擊的不是只有中共而已，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我想我今天就暫時先談到這裡，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我沒有什麼腳本草稿，只是把我想到的大的背景跟大家介紹一下，如何把歷史拉得寬，拉得遠一點，讓我們可以坦然一點，不一定說非要在這裡面找到一個答案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