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檢查出來後說，從現在到開刀都要很小心，上下樓梯、開會、打牌自摸都要小心，只要血壓一高就可能爆掉。」蔣顯斌談的，是2013年診斷出的心臟動脈瘤。他的人生進過2次手術房，頭一回2004年，扛著九死一生的新浪網往上衝，在中國闖出2、3億用戶，卻累壞身體，動了心臟手術。
第一回被迫休息，蔣顯斌沉澱1年後，找到夥伴創立CNEX基金會，撿回青澀時期的藝文夢，投身紀錄片產業，但第二回動刀的經驗，他卻鮮少對外談起。
鬼門關前走一回 反讓蔣顯斌發現自己「想做的事」
「第一次2004的刀比較容易，但我2013年意外發現，有個動脈瘤，開了7個小時的手術，把我主動脈換成人工的，裝了心臟起搏器，現在百分之90的心臟，是靠它在跳。」蔣顯斌回憶，當時開完刀後，他身體等於全部「歸零」，連下床、坐椅子都有困難，中間還經歷一次小中風，花了2、3年，才終於能走樓梯。
當時他把工作都交給夥伴，由陳玲珍接任CNEX執行長，「我大概有3年時間，是在完全閉關的狀態，一直到這2年，狀態比較恢復，才可以常態性回來工作。」
人生再度被迫休息，蔣顯斌至此又有新領悟，「我等於鬼門關前走一次，對於死亡這件事並不害怕，這是之前沒有意料到；很多人都勸我，說已經做夠多，該好好休息，但經歷這件事，反而發現我是喜歡做事的人，發現時間很可貴。」
想做的事實在太多，其中一個，就是CNEX頻道於中華電信MOD上線，同樣是專門放映紀錄片的，「就那時候坐在醫院裡2個月，發現電視實在太難看了！」蔣顯斌笑稱，都是重播又重播，都是同樣的口水，就想說做個自己的頻道，專門播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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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平台的戰國時代 他用紀錄片頻道Giloo打出獨特識別度
蔣顯斌的另一個實驗，是Giloo平台在2017年正式上線，名字取自於閩南語「紀錄」發音，上頭沒有別的，就只放紀錄片，在已進入戰國時代的各家串流平台裡，打出獨特的識別度。
「現在很多觀眾，是從線性轉移到非線性，以前是看電視，現在是點播，很多就是OTT， 幾個OTT巨頭也有很好的紀錄片，但其實多是金字塔非常頂端、在電影節或影展嶄露頭角的，才會收錄進去，」談起成立Giloo的緣由，蔣顯斌感嘆說：「但很多紀錄片還存在洪流中，是看不見的。」
台灣紀錄片走到今日，從吳乙峰的《生命》，顏蘭權與莊益增的《無米樂》，到CNEX自家的《不老騎士》，乃至齊柏林的《看見台灣，觀眾對於這種紀實、略偏小眾的影片型式，開始逐漸熟悉。
不過，即便戲院開始願意上映，各種主題影展也百花齊放，但蔣顯斌認為，紀錄片在商業市場上，仍是不容易，「你看紀錄片就算上院線，可能下周就遇到《蜘蛛人》、《玩具總動員》，在大型OTT平台上有很多片子，但也不容易和純娛樂、純綜藝的拚。」
有鑑於此，從年少時代就對紀錄片著迷、扶植相關工作者多年的他，決定利用網路時代的優勢，尋找更垂直的分眾，「從產業來想，是能不能集合一批為紀錄片而來的觀眾、發燒友，抓出來後，讓他們變成經濟的循環，有些人可能是為了一部片而來，有些人是為了文本而來，就是一種實驗。」
實驗還真的是實驗。Giloo上線至今，即便在觀眾、影迷之間享有口碑，但面對琳瑯滿目的OTT平台，以及更花樣百出的其他影音產品，不少業內人士也都擔憂，只做紀錄片，真的能夠長久持續嗎？
對此蔣顯斌坦言，「Giloo過去1年多來，一直在摸產品的樣貌。」他指出，目前其實還沒真正開始行銷，但從用戶來說，可以看到核心的觀眾聚集，會願意來的，一是對紀錄片有興趣，二是願意用這種方法看議題跟美學的人，對此他直呼，「非常特別。」
Giloo周六上午場滿座！看紀錄片的觀眾都是哪些人？
近來Giloo與誠品電影院合作，推出「當代紀實電影院」系列活動，每周六上午，固定在電影院放映Giloo挑選的片單，蔣顯斌以此指出，星期六上午10時半，居然可以坐滿100人的廳，甚至要換到180人的位子，「要我自己禮拜六上午10點多，跑到松菸看一部很硬的片子⋯⋯」說著他露出苦笑。
後來出於好奇，蔣顯斌特地跑去現場，想看觀眾到底都是些什麼人，「都很年輕，25到35左右的年輕人；我很訝異，台灣新一代對影像很渴望，會透過影像去看一些很硬的議題，我們的主要用戶，也是在這個年齡層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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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顯斌指出，這些影片在線上甚至線下的活動，對群眾號召力都很大，他並從行銷方向談到，如近期要舉辦以文學為主題的線上影展，也會有線下的放映合作，「不容易欸，要有主題、時序去梳理國際跟華人世界的片子，找專業寫手分析，還要找重量級人物來映後分享，可以把我們想成有點像電影節，但不是實體、密集的，是架構在OTT平台上，有線上、線下的可能性。」
立身串流平台各立山頭的時代，蔣顯斌則認為，Giloo的競爭對手，並非像Netflix等平台，「那些平台是量販通路，有更多player進場， Giloo服務的，是一些對影像中的知識跟力量，有渴望的人。」
蔣顯斌也坦言，這個領域目前還不是熱門領域，比起競爭，大家比較是合作，包括影展、片商，大家都是一起來，想讓整體音量跟需求擴大，「紀錄片一直是非常社會性的，即便是公司，也是社會企業的概念，大家都是想為這個平台，找到可以持續的循環，我們也會想在台灣，為紀錄片的這件事，打造一個可持續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