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鷹派的作用
拜揚和阿克拜揚各自號召支持者在馬尼拉街頭示威之後三個星期，另一批抗議民眾也聚集在北京的菲律賓大使館門口。中國著名的「憤青」集合起來要維護中國在黃岩礁的權利。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六的這場抗議活動相當熱烈，但是立刻遭到當局取締。當局沒費太大勁，因為在擁有兩千萬人口的北京，全部抗議民眾也不過區區五個人。儘管出席人數少得可憐，新華社覺得事件值得報導，不但發文字稿新聞，還上了它的電視網。但是，為什麼抗議者在馬尼拉事件過了那麼多天之後才走上菲律賓大使館門口？這是純粹自發性的民族主義怒火嗎？
抗議之前的星期二，中國外交部才發表對菲律賓大使駁斥的全文，指責菲律賓政府「犯了嚴重錯誤……提高升高緊張的作法」。同一天夜裡，外交部警告菲律賓境內中國公民留在家裡、不要外出，避免「反中抗議」。中國中央電視台也播報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發出的警告，預期那個週末馬尼拉街頭會有大規模的反華遊行。中國民族主義者喜愛的《環球時報》當天晚間亦發表社論，指稱兩國之間「若不發生衝突，才是奇蹟」。星期三，五大網路新聞有四個以馬尼拉可能會出事故的消息做為頭條新聞，而且微博也以它為頭條要聞。以當局動輒封殺微博上它不喜歡的內容來研判，現在這樣處理肯定是得到官方核可。外交部發言人甚至在例行記者會中表示：這個問題「已經導致國內外中國群眾的強烈反應和關注」。
要怎麼解釋如此刻意地挑激民族主義怒火呢，我們從證據中找到兩個解答。首先，這些動作出現的同一時期，中國盲眼人權鬥士陳光誠正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之內尋求庇護。這一尷尬事件之前一個多月，身陷醜聞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剛被公開免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和黃岩島對峙事件相反，陳光誠事件和薄熙來事件的消息在中國傳媒和社群網站上都遭到封殺。傳媒批評馬尼拉，有一部分原因或許是要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注意，不過這樣說並不能完全解釋一切。
鑒於民粹的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或許這件事讓人最訝異的是，民眾的反應幾近無感。儘管又有兩天的高調報導——星期四，有個電視台記者獲准穿過中國封鎖線，踏上黃岩島立起國旗；星期五，新華社轉發外國媒體報導，指中國的南方軍區已動員備戰——星期六卻只有五個人出現在菲律賓大使館門口。網路上群情激憤，可是社會上卻風平浪靜。過去好幾次的國際緊張時期，中國當局允許、甚至鼓勵街頭抗議。比如一九九八年印尼華人受到攻擊、一九九九年美國軍機轟炸貝爾格勒中國大使館、二〇〇五年日本修訂歷史教科書、二〇〇八年在歐洲傳遞奧運聖火時發生聲援西藏人的抗議，以及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一二年為釣魚台/尖閣群島和日本對峙，凡此種種事件之後都有街頭示威活動。可是，二〇一二年四月，北京街頭相當平靜。
街頭沒有示威抗議並不代表這個議題不受關心。二〇一三年底，專門研究中國外交決策的澳大利亞專家安德魯‧查布（Andrew Chubb），受委託就中國民眾對南海的態度進行商業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五十三的中國民眾表示「密切」或「很密切」注意南海局勢發展，另有略低於百分之六十的民眾表示「密切」或「很密切」關心東海爭議——前一年因釣魚台爭議，中國爆發嚴重動亂。同樣的人民很有可能因南海爭議鬧上街頭。可是，他們卻沒有動靜。查布認為在刻意遏制黃岩島引起的怒火之後，立刻鐵腕取締街頭抗議，顯示民族主義的感情受到政府刻意的操縱。
這段期間，一小群解放軍現役或退役將校經常在中國傳媒上發表鷹派、甚至威脅性的評論。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羅援少將在一篇談論黃岩島事件的文章中宣布菲律賓已在戰略上「發出第一槍」。它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我們不能讓它立下先例，挑釁了我們之後又通過談判重修舊好。光是這篇文章就吸引了數十萬微博和網民的熱切討論。空軍上校戴旭也是知名的電視評論員。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環球時報》發表戴旭一篇文章，痛罵越南、菲律賓和日本是「美國在亞洲的三隻走狗」。他宣稱：「我們只需要宰上一條，其他兩條馬上就老實。」戴旭還化名龍韜，發表了更加嗜血、露骨的文章。他曾經不點名針對在「U形線」內開鑿油氣的一個東南亞國家提出警告：「這些鑽井平台變成火炬時，誰的損失最大？」
這些軍官終其事業歷程都在軍事院校裡，以確保解放軍遵守黨的路線。二〇一二年四月，羅援接受《南方周末報》專訪，提到他的工作是：「我軍是由共產黨創建，我們出生後每個人都應該曉得我們為誰而活、為何存在。」羅援是中共的官二代，他父親羅青長曾任共產黨對外情報單位首長。戴旭也有很有趣的背景關係。當他以筆名龍韜撰文時，經常自稱是一個名氣不大的智庫「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的戰略分析家。中國能源基金委員會的負責人是葉簡明。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五年期間，葉簡明是「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上海分會副會長。中國事務觀察家，如華府的智庫「二〇四九年項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認為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是中國非常重要的軍事情報機關——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的外圍組織。安德魯‧查布研判葉簡明有可能是解放軍海軍前任司令員葉飛的孫子，或者甚至是總政治部聯絡部前任部長葉選寧的兒子。
換句話說，至少中國兩個最知名的「鷹派軍人」和中國軍事情報及宣傳部門的核心有直接的個人關係。他們自己也承認，這些「鷹派」是在解放軍與共產黨的紀律內運作，而且鑒於他們與傳媒關係深厚，他們的角色顯然是要渲染中國是個威脅的形象。為什麼北京領導人要放大「鷹派」的聲音呢？最可能的原因是，它們可以達到兩個目的：國內的及國外的。他們鼓吹人民的愛國精神，也鼓勵「憤青」在網路上發洩情緒。領導人可以藉此聲稱因為國內壓力，只好採取強硬路線——這一來它就方便和其他國家談判了。他們也創造出一種印象，即「鷹派」代表軍中一股真正的聲音，軍方是會想要奪取決策權的。如果其他政府，尤其是馬尼拉和華府，變得害怕刺激這些「鷹派」的不理性行為，他們的政治決心或許就會減損。換句話說，傳媒上出現的「鷹派」的一個功能即是恫嚇區域內的對手，並且靠著虛張聲勢以彌補中國軍事力量的不足。他們也讓中國的整體戰略更加撲朔迷離，因此更難對付。因此之故，媒體上的強悍表態未必是北京領導人拚命要控制極端民族主義浪潮的跡象，而是細膩運用民族主義情緒做為外交工具。如果它要允許街頭抗議，黨的領導人也會面臨越共碰上的相同問題：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網路上的激越評論比較容易關掉。北京寧可顯得受到民眾的指責，也不願真正有公然失序的威脅。
和在越南一樣，中國也有一大批民眾對南中國海有強烈的感受，但是中國的政策不會受此驅動。中、越兩國群眾都不可能促使政府去對峙抗爭，反而是政府利用民族主義來遂行政策目標。中國共產黨和越南共產黨都在追求兩種正當性：物質方面的正當性和心理方面的正當性。兩黨領導人都需要促成人民生活水平上升，也要證明他們在「道德上」適合統治。兩黨面臨相同的生存威脅——如果他們不能促進經濟發展，民眾的支持就會退潮；另外還有別人虎視眈眈覬覦他們的權位。他們希望在南海問題上堅持強硬立場，將有助於他們取得當地的資源，以提振國內發展，並且也展現他們比批評者更加高明。為了增強他們統治的權利，兩黨都力推官方版的歷史，把自己形塑成民族英雄。
一九九一年，即鎮壓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之後兩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頒訂「愛國教育」運動，以「提振國家精神，強化團結，培養民族自尊，鞏固與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到最大極限，指導與號召群眾愛國熱情，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路線」。再隔二十年，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推出全新的永久展覽「到復興之路」。博物館北端的兩層樓，以高畫質的全景投影敘述著中國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直到一九四九年人民革命勝利的百年屈辱歷史。展覽的主辦官員曹欣欣告訴記者們，展覽的目的是要「讓參觀者看到歷史的真實現場」。再隔十八個月，新上台的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選擇這個展場揭櫫他的大理想——「中國夢」。
從各地學校教室到國家博物館，領導人努力灌輸一個觀念：中國現代史充滿了羞辱，直到黨掌握了政權才改觀。固然訊息的重點是以國家當前的成就為傲，但是它的調子是中國國土遭列強瓜分、中國人民遭外夷欺凌的奇恥大辱。這個說法現在支撐著對領土問題的主流論述。對它稍有質疑即會招致嚴厲批判。二〇〇六年，共青團的週刊雜誌《冰點》因為登了退休哲學教授袁偉時一篇文章遭到停刊兩個月的處分。他在文章中指出，學校裡教的歷史有如「喝狼奶」：「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甚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黨不同意他的觀點，直到它同意另登一篇長文駁斥袁偉時才准它復刊。
結果就是，有關南海的討論，不論是菁英或庶民、民族主義者或自由派，現在都落在從南海諸島天生就是「我們的」——自古以來即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國人不當地從「我們」這兒搶走的論述開始。這成為網路憤青和菁英決策的共識基礎。更重要的是，它構成一個全國論述，於是導致把統治菁英的正當性押注在他們於這些小島礁的表現之上。當挪威研究者勒妮‧史丹瑟絲（Leni Stenseth）一九九八年完成她對這個議題的研究時，她可以說，「南沙衝突只在有限度範圍內出現在官方民族主義的討論中」，因為在官方傳媒中的文章相當稀少。十六年過去，情勢大為改變：每天報紙、網路和廣電上都會有許多文章侃侃而談。在台灣海峽兩岸對誰掌法理正統仍未有定論的情況下，北京在面對台北時不可能在南海立場上稍有退卻，以免傷及到本身的正當性。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教授查道炯是個溫文儒雅但治學嚴謹的老師，也強調中國對南海問題的立場不是受群眾民族主義的驅動，而是應該北京領導人需要可信度——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國外。他告訴我說：「這裡涉及到立場堅定與否，不是光跺腳、揮拳卻毫無動作就行。」他認為關鍵的轉捩點出現在二〇〇八年九月，即北京奧運盛大落幕之後一個月，美國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垮台，香港四萬名投資人集體損失高達二十五億美元。雖然這些錢在三年後幾乎全數獲賠，這股震撼已經讓中國菁英對美國處理世界事務的方法之信心造成無可修復的傷害。根據查道炯教授的說法，在此之前，中國決策者樂於採用美國的詞彙和思維。在此之後，他們得再想想了。
在這段期間，另起一套「中國模式」的思想開始出現。香港大學中國傳媒計劃（China Media Project）的大衛‧班杜斯基（David Bandurski）估計，這個字詞二〇〇七年出現在網路標題中約五百次，在二〇〇八年約八百次，但是在官方新華社稍一推動之下，二〇〇九年暴增為三千次。這個詞彙旋即退燒——現在換成習近平的「中國夢」——但是一股與眾不同的特殊意識仍然餘音繞樑。班度斯基稱之為「盛世話語」。當年言論賈禍的袁偉時教授把根源追溯到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勃興，認為「這種自命正確的意識被當做精神上的天生權利代代相傳」。
從某個關鍵面向來看，中國言論上如此發展恰恰是延續著美國的軌跡：現在中、美兩國都有一種半官方的論點、一種「卓異主義」（exceptionalism）的國家意識型態。美國的菁英和一般民意都自認美國有「明顯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要向全世界散播自由，而現在中國官方也逐漸認為它在國際事務上義無反顧、當仁不讓。這股理所當然的姿態——結合受害者意識和優越意識——讓小國家在和它打交道時愈來愈覺得北京傲慢驕縱。這種不知檢點的自我觀點到頭來可能傷害到它的整體目標。它可能刺激本地區其他國家抗拒北京的擴張。
現在，南海周邊各國的「憤青」們在英文新聞網站的評論版隔空交火。當海上風雲緊張時，網路上也殺聲價響。新的想像共同體正在你來我往的貼文、論戰中強化，而新的鴻溝也在加深。戰鼓隆隆、旌旗蔽天，聳動的口號給了編輯下標題的靈感，好把爭端兜售給還搞不清楚狀況的讀者，但其實誤導了大家對真相的理解。中國和越南政府在外交事務上很少受到民意影響。在菲律賓，出現團結一致且有影響力的的民族主義運動還遙不可及，而本區域其他地方民眾對爭議也漠不關心。然而，所有這些政府都會因看來像受到魯莽的民族主義者的攻擊而得到好處，即使可能被迫要採取似乎魯莽的動作，只要在對付敵手時能占到上風就行。如此展現力量其實有一步錯棋就會引爆衝突的風險。但是在目前對南海和平與安全最大的威脅，不是火爆的街頭民族主義，而是這些區域爭議之間的交互作用，尤其是本地區兩個大國之間日益升高的對抗。
*本文選自《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作者為英國BBC新聞記者，嫻熟亞洲問題，常為《泰晤士報》（The Times）、《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曼谷郵報》（Bangkok Post）撰稿，撰寫本書期間他正在協助緬甸進行國家廣電部門的改革，曾於2010年出版《越南：躍升的飛龍》（Vietnam: Rising Drag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