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受不受得「委屈」不說，在胡相好的女子中，也只有張愛玲有文才。所以張愛玲寫的隱射小說《小團圓》，算是對胡蘭成的清算。此舉應該是受她好友宋淇兼文稿代理人的影響。宋淇對胡蘭成素來鄙夷。他再三勸張愛玲改寫《小團圓》的部分情節，以免胡蘭成又利用這部新小說來抬高自己的地位。
宋淇與張愛玲通信中不屑提胡的名字，只以「無賴人」稱之，可見他們三人（包括宋淇妻子鄺文美）對胡蘭成之不齒。「無賴人.....他人在台灣，而且正在等翻身機會，這下他翻了身，可是可以把你拖垮」（1976年4月15日宋淇給張愛玲信），「現在這部小說裏的男主角是一個漢奸，最後躲了起來，個個同他好的女人都或被休，或困於情勢，或看穿了他為人，都同他分了手，結果只有一陣風光，連小團圓都談不上」（宋淇1976年4月28日信）。
張愛玲有一種小說家的「狠心」。她看盡人際關係中的愛與恨，看盡繁華與寂寞，最後她覺悟到，「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最悲哀的詩……生與死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餘下的只是荒涼。所以她在後期的一篇散文中寫道，「只有一個人孤零零的走去，走過人生的荒涼滄桑，走向人生的盡頭，這才是真正的人生。」張愛玲最後一個人在加州洛杉磯的公寓裡，於世隔絕，撒手而去，可說是實現了她自己留下的籤言。
胡蘭成正相反。他是個求生主義者，他相信的是好死不如賴活，所以他隨時隨地都要把握機會，隨時勢變化而推移流轉。捧汪批汪，聯共反共，從依附日本政客到討好蔣家父子，都成為他求生的籌碼。在政治立場上是如此，在情愛層次上又何嘗不然？
曖昧的誘惑力
胡自比傳統的多情蕩子形象。在廣西教中學時，忽然就情不自禁地親吻女教師，給自己惹來麻煩。對欣賞他這條「天外游龍」的唐君毅的妻子，胡也有「我也能以男子的眼光去看好的女子，也能以女子的眼睛去看好的男子」這種略微帶有性暗示的話。胡逃亡日本後，最初住在清水董三家中，對清水的妻子也很注意，與她獨自相處時，言語不能溝通，還用筆談。胡給唐君毅的信中說，「清水先生今年五十六……。清水夫人……大方文靜，平常少穿和服，望似三十許人。」似乎對清水的老婆也動了念頭。他與寄宿處的有夫之婦一枝偷情，維持三年。之後與佘愛珍同居，斷絕與一枝的關係。日本神道女教主梅田美保，供他吃喝，為他開班授學，最後與他不歡而散。他自言：「我就是這麼一個無情的人」，「所有能發生的關係都要發生。」
在日本，胡蘭成以「游冶郎」自詡，自得之言是他對女人的濫情和無情，毫無罪惡感。他隨處獵豔，《今生今世》有一段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