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操》多次於太陽花法庭臨庭觀察，發現案件都已經起訴了，檢察官居然還弄不清犯罪事實。在民國105年3月2日開庭時，三位警察作證完，法官轉頭問檢察官，被告是對哪位警察做出強暴脅迫行為，妨害他執行公務？檢察官卻模稜兩可地回答，「好像是」第一個警察。辯護人則好整以暇地指出，剛剛第一位警察作證時，他自己就已經說過，沒有被被告施以強暴脅迫，怎麼會是第一個警察呢？於是，檢察官才又表示要再回去調閱事發影片來看。
另外，檢方據以起訴的影片，卻都只提供了片段、並不完整。在同年3月30日開庭時，由市刑大資訊室的員警說明，檢方據以起訴的影片是整個資訊室的成員「通力合作」，藉由新聞媒體影片的蒐集、警方錄製的蒐證影片或是民眾提供的檢舉影片，只擷取「他們認為」跟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的片段，送交中正一分局，再由中正一分局移送地檢署。然而，該員警也無法確定中正一分局是否有再行剪輯、擷取影片。令人不禁擔憂有沒有可能屬於阻卻違法事由的經過被「不小心」剪掉了。
濫用的公權力，可議的起訴初衷
就侵入住居罪的部分，如前所述，行政院並不屬於該條規定的住居。照理說，檢察官不應起訴此罪，然而，檢察官卻仍起訴，此舉恐有濫權起訴之嫌。因此，就算行政院未自行撤告，法院不太可能認定此罪成立。而其他罪名，則不免讓人感到檢察官起訴基礎薄弱。例如在4月20日的庭期中，檢方據以起訴的蒐證畫面裡，就弄錯了「人別」，警方的蒐證畫面中，根本就沒有被告。
再者，起訴的標準也有過寬之虞。《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執行及職務強制罪：「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警大黃惠婷教授曾在《妨害公務員執行公務行為》一文中提及，「強暴」是指直接或間接對公務員進行身體上的影響，讓公務員「難以執行公務」。而「脅迫」，則應限制在有暴力通知的將來惡害。簡單來說，就是直接告訴執行公務的公務員，我要用暴力傷害你了。然而起訴書中認定為「強暴脅迫」的行為，卻是「丟擲包包、睡袋等物品」，不免令人質疑標準是否過於寬鬆。
綜觀整起事件，正如行政院長林全所強調「太陽花學運是政治事件、並非單純法律事件」。在各種罪證都不甚完整之下，讓人疑慮此案是否僅是因為運動人士的立場與當時執政政府不同，因此政府才使用公權力對其進行「懲罰」呢？事情發展至今，起訴太陽花運動的檢察官幾乎都升官，是否偵辦過程中還有其他外力介入呢？也不免讓人有莫大的想像空間。
＊本文原刊《法操》司想傳媒，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