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周刊34年回顧》從天安門到中正廟,兩岸學潮沸騰

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學運」,是到當時為止,台灣史上最大規模、政治影響最大的學生運動。這場學運也幫李登輝度過政治危機。(符鼎偉攝)

越是充滿絕望氣息的社會,就越會爆發目標模糊而情緒充沛的群眾狂飆。狂飆是不祥的象徵,天安門廣場前的百萬人群,正預示著中國大陸還有好長的路要走!──摘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一一六期社論〈哀中國〉

發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震驚世界,但即使人類社會隨後進入網路時代,中共卻成功地讓「八九六四」成為中國禁語,中國很多年輕一代並不知道天安門事件。

八○年中國改革開放後,逐漸出現各種經濟社會矛盾,人心普遍不滿。得人心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市民、學生集會追思,並藉機表達對現況的不滿。年輕學生更直接要求政治體制改革。

此刻全球共產主義國家正處風暴中,蘇聯與東歐共黨政權都面臨危機,中共領導人自然擔心這股風潮吹向中國。

而當學生與市民佔據天安門廣場時,在蘇聯倡議改革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於八九年五月訪問中國,這是三十年來第一位到訪的蘇聯領袖。學生不僅不願撤離廣場讓政府舉行迎接國賓的典禮,反藉此國際聚焦機會絕食提升抗議層級。

胡耀邦過世,民眾集會追思,並藉機表達對改革開放後諸多社會矛盾的不滿,訴求也提升到要求政治體制改革,最終演變成全球矚目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胡耀邦過世,民眾集會追思,並藉機表達對改革開放後諸多社會矛盾的不滿,訴求也提升到要求政治體制改革,最終演變成全球矚目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方仰中攝)

天安門廣場的民眾堅持到六月初還不散去。最後鄧小平下令武力鎮壓,事件最後以流血收場。

天安門事件讓中國改革開放延滯兩年,也對台灣產生重要影響。「八九六四」讓世界主要國家對中國進行各種商貿外交制裁,相對的,也擴大了台灣在九○年代初的國際空間。不過,台商與港商也趁著其他各國制裁中國的空檔進入中國,台灣產業西進之風越來越盛。

台灣的大學生現在終於感受到自己的前途,即將被屬於他們祖父輩的老山賊們閹割掉。這次的改革,應該把我們從歷史法統與正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朝向民主的天空飛去,這正是大學生最能飛翔的時刻。──摘自一九九○年三月一五九期發行人的信〈飛吧!親愛的孩子〉

不到一年後,台灣也發生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學運──野百合運動。

一九九○年春天,李登輝遇到權力之路上最大的挑戰。三月國民大會將選出第八任總統,資深國代滕傑動員推舉林洋港、蔣緯國搭檔參與正副總統選舉,與李登輝、李元簇競爭。同時國代想修憲擴大國民大會職權,國民黨內鬥也演變成憲政之爭。

社會對國會長期被「老賊」把持積怨已深,國民黨非主流派結合老國代發動政爭,終於引發年輕學生抗議。三月十六日台大學生周克任、何宗憲、楊弘任等人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爭,越來越多學生加入,全國各大專串連。到了十九日廣場已逾三千,「野百合學運」於是形成。

學生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等主張,獲得社會廣泛支持。

此時李登輝已運用謝東閔等「八大老」勸退林洋港,在政治操作與民意壓力下,三月二十一日國民大會選出李登輝為第八屆總統。李登輝也於當天下午召見學生代表,並答允召開國是會議。

野百合學運幫李登輝度過危機,也促成了隔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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