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於2021年二月公布2020年度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結果，其中，民眾對「法官可公正公平審判案件」的滿意度卻僅有26.7％。司法是國家實踐正義的最後防線，民眾的信任度卻不到三成，究竟司法要怎麼改革，人民才會有感？才能真正重拾社會大眾對司法的信任？
過往不時有民眾認為，法院的判決結果與社會期待有所落差，尤其是當發生各界普遍關注、討論的重大刑案時，這樣的批評便會被放大強化。如何提升民眾對法院的認同、信任，一直是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標；對此，黃帝穎律師指出，人民參與審判的落實，將會是司法院最重要的改革方案之一。
在台灣當前的社會裡，「自由心證」成為一個貶義詞，暗示法官可依照自己的好惡隨意判斷事情，也讓每一個進入審判系統案件的結果，都像是俄羅斯輪盤，法官可以隨機、恣意地做決定。
推動國民法官法 降低法官自由心證
「自由心證並非法官自己怎麼想就怎麼判，還是得依證據來做堆疊，也就是關於事實的認定，都要依照證據判斷，這也就是證據法所述，如何依證據去推論，推論之後仍必需符合經驗、論理法則，必需要有邏輯性存在。」黃帝穎進一步解釋，「這也是為什麼國內要推動國民法官法，就是想要讓法官在所謂的自由心證端，加入人民的要素，以降低法官個人的主觀意見外，之前在司法改革過程裡，有另一派主張要陪審制，這也是降低法官自由心證非常重要的一個想法。」
在英美所採用的認定事實是交由陪審團來做判斷，以法律概念來講，事實認定交由陪審團，法官只適用於法律的專業，等於是專業上的分工。國內的國民法官也結合一些陪審團的概念，從公民中進行挑選，大部份是參考日本的裁判員制度，「不管是哪個制度，主要目的就是要降低法官在重大刑事案件的獨立判定。」黃帝穎強調。
重大案件判決結果落差 易累積造成人民對司法不信任
人民之所以會對司法不信任是長期累積而來，尤其是一些重大案件的判決結果伴有重大落差感。黃帝穎首先舉例，像是陳水扁之所以會被社會關注，就是牽涉到判決衝突的案件，其中最具爭議的部份莫過於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改變了以往的見解：以「實質影響力」來認定陳前總統的職權範圍，進而認定陳前總統的行為構成貪污罪，但到了林益世案，法官卻改以「法定職權」說，認為「只要能發揮影響力的標的事務」都為法定職權，林益世收賄向中鋼施壓不構成貪污，就產生了雙標。
為了確保終審法院在審理每件個案時，對於同一種法律爭議所適用的見解均能一致，避免前後裁判見解歧異，使整體法律規範秩序具有安定性及可預測性，並進一步發揮司法權促進法律續造的功能，將以大法庭制來做統一解釋。「不過，目前對於貪污自治條例，關於實質影響力及法定職權書，還沒有聽到法庭有做出統一解釋，但對於證券交易法，有關特別背信及非常規交易，也就是同一案子同一個被告是公司負責人，在行為上違反了證券交易法的特別背信跟非常規交易，做了一個統一解釋依照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處斷。」黃帝穎說。
前段時間的翁茂鍾案，更加深民眾對司法不信任的觀感，翁茂鍾案影響非常多的司法人員，這些司法人員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最高行政法院前任院長等，都是他的座上賓，曾過到他的招待所，「這些案子在監察院的報告裡寫得非常清楚，社會質疑不是沒有道理的，也就是司法人員能假借自由心證的外觀，改變判決，也會讓民眾認為特別背信罪過去的法律要件是不是規範得不夠嚴謹，導致在法官在自由心證上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外，一定會連帶思考是不是有背後因素，像是翁茂鍾案般，去影響到法官所謂的自由心証，我認為這也是目前推動司改，導入國民法官非常重要的因素。」
不適任司法人員的淘汰與審判品質的提升 攸關司改能否有感
目前在司法救濟上，黃帝穎指出主要有三種方式，分別為藉由不同的審級進行救濟，倘若人民發現在審理過程裡法官濫用自由心証，可透過上訴方式挑戰原本判決，即便到了最高法院，若對結果仍是不滿意，是可再上訴，「不過，實務通過的比例非常非常低，所以依憲法的設計，還有監督糾正機制，在遇到可能濫用自由心證的判決時，還有監察院對於司法人員的彈劾，也就是監察院的救濟機制外，法官法的設計還有評鑑委員會，不管對司法官或檢察官的評鑑，人民可以針對判決結果，若法官有濫用自由心證、偏頗的情況，可去委員會要求把此法官送評鑑，看他在審理過程是否有異常。」
此外，過去保護被害人的方式就是避免接觸加害者，或是傳喚被害人來作證，也因過去被害人的角色不被重視，同樣也導致很多民眾不信任司法：認為我明明是被害人，在整個程序上卻好像沒有被保護的概念。「現階段被害人可以要求包括法院對個資有一些保留，像是不揭露或者是隔離，也針對犯罪被害人有補償的措施等，近幾年已陸陸續續有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意識。」黃帝穎說。
「個案所突顯的都是背後的制度能否建立，特別是在推動司改過程一定會透過很多的個案去堆疊出通案，進而形成制度上的改變，好比說現代的辯護人在警察階段就可以在場，便是因為王迎先被刑求到後來認罪的個案，導致後來去檢討通案，是不是制度上得要有個改變；另外像是洪仲丘案，也是經由社會對軍事審判不信任的個案堆疊所導致的爆發。」他強調，「因此，要如何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一是不適任司法人員的淘汰，二是審判品質的提升，如今國民法官已通過立法，社會應會更加關注，至於是否能有效制衡司法的濫權，這是司改必需回應人民、重建信任的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