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幹嘛念?偏鄉免費教程式多年,成大教授:4個錯觀念,害台灣一代比一代笨

2017-02-08 08:00

? 人氣

走入嘉義東石蹲點3年,蘇文鈺在寫下最深刻的偏鄉觀察(圖/FM1982陳宗成攝,寶瓶文化提供)

走入嘉義東石蹲點3年,蘇文鈺在寫下最深刻的偏鄉觀察(圖/FM1982陳宗成攝,寶瓶文化提供)

自2014年起,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蘇文鈺帶著研究生進入嘉義偏鄉教程式,除了花費極多時間,龐大金錢成本也需要靠群眾募資來支援。在東石這個小漁村裡,他看見了孩子最力爭上游的一面,也見識了偏鄉經濟弱勢的現實狀況。

身為大學教授,從偏鄉的兒童教育到大學課程,他反思台灣教育的問題所在,也在其著作《做孩子的重要他人》裡提出最透徹的觀察結果......。

我選擇紐約作為留學的地點,一大部分的原因是音樂相關行業中最大、最好、最新的元素,都集中在紐約。例如全球最大的淘兒唱片行(Tower Record)就落腳在這座城市,林肯中心旁及西四街上那兩家淘兒與散布在紐約大大小小的二手唱片行,都是我課餘時間最常流連忘返的去處。

我不知道是否每一個留學生都要經歷過一段嚴苛的考驗,但是從小以來都是被保護著的我,第一天到紐約甘迺迪機場就錯失來接機的朋友,接下來一連串的不如意,讓我懷疑到美國念書這件事是否是對的。

當時紐約即將入冬,我人生的第一場初雪像在配合演出一樣,晶晶亮亮地詮釋著那破了一地的心,因為我期中考的成績超過半數的科目都不及格,我的自信心下降到谷底。

站在紐約街頭,熙來攘往的人群從我身邊走過,他們或是低頭趕路,或是昂首邁步,每個人都朝著既定的目標前進,只有我拖著踟躕的腳步,不知道未來在哪裡,一直到臉龐冰涼刺痛的感覺喚醒我,才知道北國的淚水會在臉上結冰。

那個當下,我好想買張機票回台灣,什麼學位、成就,似乎都不重要了,但是家人的期許,讓我無法如此任性。於是,我將專輯唱片放進提袋中,希望自己被逮,被遣送回台灣。我心裡很清楚這麼做很傻,也知道這是足以影響我一生的錯誤,但我一邊想像自己會有多麼後悔,一邊又止不住自己的腳步往門口邁去。

大門口的磁條感應器不過十步之遙,再走十步、再走五步,警鈴作響,我會被警察銬上手銬,以竊盜罪嫌移送法辦。

就在離感應器不到五步距離時,有人在我的肩頭拍了一下。我回過頭去,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非裔男性店員。他有黑人特有的捲髮,跟其他店員一樣穿著白色襯衫,外搭黑色西裝,脊背挺得筆直。我和他的身高差了幾吋,平視時只能看到他的下巴。

他並未開口說話,只是用手指著我的提袋,然後伸出右手的食指,在我眼前搖了搖,接著往他背後的唱片架一指。

他的眼中沒有任何指責、輕視或是排擠,反而透出悲憫的光輝。

我心頭一緊,幾乎嚇出一身冷汗,趕忙把唱片放回架上,羞愧地急著想離開。就在我再次接近大門時,一位白人店員將我攔下,把我請至一旁,並要求我打開提袋受檢。他發現袋中空無一物時,表情有些驚訝,但隨即擠出笑臉致歉,還親自送我離開。

走出淘兒後,我回頭望向店內,想向那位黑人店員致謝,但張望了一會兒,沒能見到他,於是我又走進店內,仔細找了許久,還是不見他的蹤影。奇怪的是,之後我多次造訪這家淘兒,但與那位黑人店員始終緣慳一面。

多年後我學佛,有一次讀經時忽然頓悟,忍不住對自己當年找人的傻勁發笑──我找不到的人,哪是什麼非裔店員,他根本是來拯救我的菩薩。

會提這段往事,是因為我知道每個人都可能走到那樣的十字路口,在命運的捉弄下,只想放棄自己。於是一個意料外的轉彎,就讓人生從此陌路。既然研究顯示,偏鄉的孩子更容易來到這樣的十字路口,我便希望因為我的陪伴,可以讓他們不至於走上人生的不歸路。

我看台灣教育的問題

身在教育現場多年,我在大學教授這個角色上,一直努力成為和學生相互扶持的朋友。每一年學期結束前,我都會個別找研究室的學生來聊天,談談他們的研究方向,以及我對他們的觀察、期許和關懷。

一年一年下來,我很明顯意識到,學生們的表達能力愈來愈低。我不只需要重複我的提問,他們才能理解,學生還會同言反覆,用「鬼打牆」的答案,蹩腳地回應我。他們表現出來的樣子,遠遠低於其真實能力。

學生的表達能力只是教育成果退化的面向之一,整體而言,我必須很洩氣地說,台灣學生的思辨能力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但這不必然是學生的問題,我們端出的菜色如此偏廢,如何養出健康寶寶?

一、只學「有用」的學問

每個孩子小時候都擁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對世界萬物帶著無窮的好奇,但是進入教育體系後就被洗腦,只想學(老師覺得、家長覺得、自己覺得)對他們有用的東西,而不能「用」的東西,好像就沒有學習的必要。例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搬上檯面爭論一番的文言文教學。

在我一個學理工的人看來,文言文是一種非常厲害的資料壓縮法,其間充滿留白的美感,透過不同的轉譯,可以世世代代傳遞下去。

文言文需要好的老師來教導,但不能因為沒有好的老師就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價值。這樣的道理,適用於所有「乍看無用」的學問,像是哲學、歷史、藝術、理論科學。一方面,我們罔顧這些學問已經歷千百年的錘鍊,只會自大地認為,我們「乍看無用」的,肯定就是無用;再者,那些學問之所以看似無用,是因為它們與就業市場有隔閡。「念數學系將來要找什麼工作?」或是「學藝術怎麼能當飯吃?」都是常見的問題。但教育真正的目標是什麼?是教導出有用的人,還是有工作的人呢?

我認為整個社會都在強調「效用」時,反映的是一種短視的價值觀。我現在付出的(學習的),要在短期內有回報(進入好的學校、得到好的工作)。從國、高中課綱與升學考試的緊密鏈結,到大學課程內容需要接受畢業學生就業比例的考驗,各級學校的教育方針都服膺於一套又一套追求效率的標準時,我們怎麼能怪學生們以「那有什麼用」為由,拒學文言文呢?

連我這種經常問女兒問題、給她們刺激的家長,慢慢都發現學校有可怕的「魔力」。我女兒開始會問我:「爸爸,你問我這個要幹嘛?」在她們小時候,這種問題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我再強調一次,這不是孩子的錯,是我們的社會灌輸了他們這樣的觀念。而從科技業的角度來看,如果不建立美感,不懂得「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我們將永遠無法脫離代工的命運。

不只教書,蘇文鈺教的更是「做學問」(圖/FM1982陳宗成攝,寶瓶文化提供)
不只教書,蘇文鈺教的更是「做學問」(圖/FM1982陳宗成攝,寶瓶文化提供)

二、不培養無法測量的能力

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是我們的年輕學子愈來愈沒有「志氣」了,或者用美國人的說法,他們變得 no guts。

才剛聽完老師指定的題目,他們就抱怨「太難了」,沒有接受挑戰的勇氣;面對課業的難題,他們會習慣性地跟老師索求答案,在書本和論文中尋找答案,甚至向不是真正的專家詢問答案。一旦在書本、期刊裡,甚至是網路上找到相近的論文,就希望套進自己的研究中,一舉解決自己的研究問題。

一整個學生世代皆如此,絕對是環境所致。我們的教育太在乎紙筆測驗,其他無法用分數量化、沒有標準答案的能力,因為長期被升學制度忽略,家長及學生也就無心下功夫培養。

諷刺的是,好不容易完成了所有的升學考試,進到大學校園──這個最該讓學生放下「世上所有事都有答案」這種慣性思考的地方──多年來還是用紙筆測驗考核學生的學習,忽略他們的實作技巧或論述邏輯。

這樣的結果,就是凡不能標準化測量的事物,都可能被孩子們冠上一句:「不公平!」的抱怨。

他們抱怨工作分配不公平、教授給分不公平、就業機會不公平。凡是不順心意者,皆可以冠上「不公平」的名號,然後為自己的失敗找到藉口。

這樣的態度,或許也和家長及社會的態度有關。每當制定任何政策時,總是有家長會出來喊「不公平」。例如台灣有許多家長和學生反對開放大學及研究所名額給外籍生,因為他們怕子女們被排擠而進不了更好的大學。於是台灣人的能力與智慧就在自己的舒適圈中慢慢被消磨殆盡,需要不斷進步的老師安於象牙塔內的現狀;需要創新的高科技公司只想做代工(其實代工還是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性);需要動手實作的學生卻畏懼動手,多數人都希望一招半式安穩過一生,卻不知道在這個競爭白熱化的地球村時代,關起門來也難逃被別人追趕、超越的命運。

真正的能者不會要求別人給你「公平」,反倒會努力爭取機會,把「公平」分給別人。唯有替別人創造機會,真正的利益才會回到自己身上。

否則,美國為什麼要吸納了全世界優秀的留學生,提供他們獎學金?不就是希望留學生畢業後,讓他們的企業有源源不絕的優秀人才湧入,以造就今日領先全球的態勢。

同樣地,當我們的學子不再認為「公平」與「機會」都是別人理所應然該提供的,而是要與全世界優秀的人才競爭才得以享有,就不會小鼻子、小眼睛地計較眼前的短利,而能因為競爭的激勵發揮出更大的潛能,贏取更高的成就。

三、製造相互排擠的世代

說到競爭,台灣真是一個最矛盾的國家。我們的制度表面上要大家合作,教科書中不是充滿了各種「團結力量大」的故事嗎?然而,骨子裡卻是用競爭讓所有人變得貪心又自私。

小學時用考試成績來區分好、壞學生;中學時用班排名和校排名來建立學生之間的高牆;到大學,則繼續用論文點數來訂定教授的等級;等到進了社會,再依年收入與職銜來區分地位。表面上大家行禮如儀,但檯面下卻為了登上金字塔的頂端,相互排擠。

孔子說:「風行則草偃」;孟子又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我們的孩子在這種表裡不一、雙面性格的環境下有樣學樣,即便知道要合作,卻也因為少有合作的機會,而不知從何做起。

要孩子們既合作又競爭,其實一點都不困難,重點是「與別人合作,與自己競爭」。

我在前面提到過 Program the World 兒童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畫的晉級考試,題目雖然僅有一題,但因為每次考試都有相當的難度,所以答題時間從一天到四天不等。考試採榮譽制度,嚴禁考生間相互討論。

學生經過這樣長時間的思考,性情會變得比較堅毅,面對難題也不會輕易感到挫折。因為我沒有設定過關的人數,所以學生是和自己競爭,不用打敗別人。這個階段的考試沒有合作的成分,每個人都是一隻孤鳥,必須靠自己的力量穿越烏雲,迎來陽光。

然而,到了下個層級的晉級考試,題目變得更難,往往要好幾個月才可以完成,也不需要一天八個小時都浸淫在問題中。我希望他們每天花些時間去思考,經過實作後,再修正想法,一點一點解決問題。同時,我還依照學生的個性,將他們分組,讓個性和程度不同的人組隊,合力思考同一個問題。

不過,過關考試時卻是個別應答,連題目都有差異。同組內,只要有一個人沒過關,全組都不能過關。所以既要獨善其身,又得兼顧其他組員,目的就是要他們互相幫忙,靠著合作的力量,讓團隊一起提升能力。

當考試過關已經不足以激發他們更高的能力時,我們用專案開發的方式來帶領他們,進一步提高學習的強度,並訓練他們對作品產出品質有所要求。

容我把規模擴大來看。如果台灣教育中的考核制度是這樣設計,以個人成績為碁石,接著建構同儕與團體的表現,整個世代的能力不是就一起提升了嗎?

四、教育不該為教育以外的目的服務

在我看來,奉行資本主義的台灣長期被有錢人綁架。富人想要賺得更多的財富,所以逼迫政府制定一些符合他們利益,把人變成生產工具的政策,讓教育有效率地幫業界培養人才,這使得我們的學科分類很制式、很細瑣。

讓我們將時間軸拉長來看,過去台灣貧窮,我們或許需要建立標準化的生產線,先搶得訂單,讓大家吃飽再說。用哪種方法最容易養就聽話的工人?當然是填鴨式的教育,只要做工,就有飯吃。

那不是制度的錯,只是時空背景已經不同了,原先的制度不再適用了。即使我們願意像印度或中國那樣,接受低價的工資,如今卻是個願意做工,也不見得有訂單的年代。這是時代的趨勢,難道我們要站在洪水面前抵擋洪水嗎?

更何況,回頭想想,為什麼學校要培養業界需要的人才?姑且按下那些訂單究竟富了誰的口袋、賠上了誰的健康,這些不正義的分配不談,教育難道非得與職業掛鉤才是正道?從杜威以降的教育家不是都強調,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嗎?為何我們要用如此不正當的責任定位,矮化教育的神聖性,甚至以「學生就業率」為大學評鑑的項目之一,好像學生找不到工作,就全然是學校的罪過?如果真是這樣,乾脆把學校都變成職業訓練所不就好了嗎?

延伸閱讀:蘇文鈺專訪>>

為何偏鄉孩子再認真也難出頭天?嘉義漁村教書3年,成大教授最震撼的在地發現

作者介紹|蘇文鈺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2014年開始,帶著一群成大學生,走入高達70%的居民都過著入不敷出的嘉義東石布袋地區,教導路得關懷協會長年所照顧的數十位中、小學生寫程式。他期待孩子能脫離貧窮世襲,翻轉自己的人生,為自己掙出不一樣的未來,進一步改變自己的家鄉。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寶瓶文化《做孩子的重要他人》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

你可能也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