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掌大小的海島，勇擔無數「第一」，這裡是無庸置疑的「天堂」，只屬於「富人」的天堂…
沙漠奇蹟
二○○八年初我去杜拜的時候，它正享受著世人景仰。巴掌大小的海島，勇擔無數「第一」：最昂貴的人工高爾夫球場，最大的室內滑雪場，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蹟」的人工島，形似金字塔、泰姬瑪哈陵的購物商城， 奢華炫目的細節叫人目瞪口呆：貪婪與雄心，在這裡得到赤裸裸的褒獎。穿梭城中，當地人總會給你指：看，那是在建的「杜拜塔」，將要成為人造世界的巔峰。網上聊天遇到一個在國內的朋友，得知我在杜拜，他敲出兩個字：「天堂」，馬上又加一行：「富人的」。
從令人目眩的建築天際線收回視線，你也會發現杜拜並不富庶的一面。老城區破舊髒亂，外籍勞工開著「尼桑」堵在雙向十四車道的公路上。一名菲律賓女傭堅定搖頭：「我不喜歡杜拜，不喜歡。」她們的工資不超過一千迪爾罕姆(Dirham，大約八千六百塊新台幣)，許多雇主私下與她們簽訂了比官方標準更低的雇傭協議，但仍然不斷有人願意到這個看似遍地機會的天堂打工。雖然新聞報導說，當地的斯里蘭卡工人工作條件惡劣，自殺案例增多，但我遇到的一個斯里蘭卡司機說，他慶幸有一份收入，下一代可以在這裡受教育。灼熱的建築工地上，印度工人告訴我，他在杜拜月收入七百迪爾罕姆(約六千塊新台幣)，比在老家多一點，在老家根本找不到工作。
外國人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持短期簽證，且必須依靠本地雇主的擔保才能工作。也就是說，只要雇主不滿意，你就得搭下一班飛機離開。雖然人權組織猛烈批評杜拜的外國勞工狀況，甚至有人稱它為「二十一世紀的理想生活形態，背後是由中世紀社會的運作模式在支撐」，但所有缺陷都抵不過絡繹不絕的遊客和接踵而起的高樓證明的硬道理：杜拜成功了。哈佛大學醫療中心的撒爾帕．坦里，原籍土耳其，被派駐來杜拜工作。在全中東最大的醫療中心裡，吹著冷氣回答我關於杜拜外籍勞工的問題：「沒有人強迫誰來杜拜。」
「可是你的選擇比那些人多啊。」
「是的，可我還是說，沒有人強迫你來，這不是杜拜的問題，這是全球化，是全世界的問題。」如果成了全世界的問題，它似乎就不是個問題了。
酋長本人的生活，未見得時刻奢華。四四方方的賓士吉普車內，沒有任何裝飾。酋長用最普通的直立式手機，插在塑膠底座上。跟拍一整天，他到哪裡都穿一雙涼鞋。這與整個城市的風格和它崇尚的哲學極不相符。那些紙醉金迷的酒店，毫無節制的名牌購物商城被批評為「炫耀性消費的綠洲」，炫富多於實用。而酋長簡樸的行頭，反倒令人想起貝都因人最初的遊牧生活。
杜拜的成功歸於統治者，或許不無道理。馬克圖姆家族擅長打破陳規。他們發源於阿布達比，跟當地統治家族鬧翻之後，北上發展。阿拉伯半島夾在歐亞非三洲之間，從幾乎所有商業中心城市飛過來，都不需要轉機。但是，當半島各邦或依賴石油，或偏於保守時，杜拜卻一步當先，用好了這份「地利」。這種「領先」精神，一半也是出於無奈。波斯灣沿岸多產石油，杜拜的石油開採為發展帶來了「第一桶金」，可惜儲量十分有限，到今天石油收入也只占到杜拜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另一項沒落的傳統產業，是珍珠採集。沿海漁村的天然珍珠出口生意，在二十世紀三○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時期遭受嚴重影響，但更致命的打擊，來自日本人工珍珠養殖的興起。石油枯竭，採珠業衰敗，種種不利逼著杜拜另覓出路，而無法像鄰近的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科威特那樣，躺在能源上做「食利者」。
波斯灣沿岸港口眾多，但杜拜的做法不同。從現任酋長的父親拉希德(Rashid bin Saeed AlMaktoum)殿下開始，杜拜海關就以放任進出口貨物著稱，甚至被傳為「海盜避風港」。我們參觀的「帆船酒店」(正式名稱是「阿拉伯之塔」︹Burj al-Arab︺)─也就是哈里發塔出現之前，杜拜最為人熟悉的地標─英國管家介紹，酒店可以用直升機接載貴客到酒店，房間裡有一台每次換客人都換一個號碼的傳真機，確保隱私。我不由得想到，這真是個發筆橫財隱姓埋名的好去處。
杜拜也得到天時。二十世紀八○年代，波斯灣幾個鄰國與杜拜發生爭執，紛紛撤銷航班以示為難。拉希德殿下乾脆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也就是日後名聲大振的阿聯酋航空(Emirates)。成立不久，就迎來了全球觀光業復興─柏林圍牆倒塌，自由旅行成為時尚，曾經封閉的經濟體湧入市場經濟，尤其是東歐、中國、印度和東南亞。美國記者伊莉莎白．貝克(Elizabeth Becker)在著作中指出，阿聯酋航空一早把握機會，大量取得新興發展中國家的降落權，特別在只有小型航空公司的二三級城市，「當中產階級開始搭乘阿聯酋航空前往杜拜時，他們馬上成了有利可圖的市場。」在距離杜拜飛行四小時的範圍內，阿聯酋航空的市場是二十億人，七八小時範圍內，住著四十億人。
杜拜還是區域政治版圖上的中立地帶。西亞北非的任何動盪，竟都能為杜拜帶來新的旅行高峰。
伊拉克戰爭、阿富汗內戰，乃至「阿拉伯之春」，一次次推動著逃難的商人、流亡的前統治者、改變休假行程的外國人擠爆杜拜的酒店，在戰火邊緣享極限之樂。二○○七年在巴格達，伊拉克總統塔拉巴尼的秘書曾恨恨地對我說：「杜拜算什麼，過去二十年我們遭了殃，他們才起來！」
房地產緊跟航空業的腳步，酒店、住宅、辦公樓、購物中心，光怪陸離的摩天大樓，組成了杜拜的面孔。「建築物越高，空間利用率越低，因為你必須裝很多電梯，通常而言，二十五層以上就開始浪費空間了。」在中東工作多年的建築師朋友說，「不過，杜拜建在沙漠裡，土地便宜得多，他們不在乎用地，負擔得起那麼多高樓和宏大的建築。」
除了空間資源豐富，杜拜負擔得起狂飆突進的發展，還是因為「中央計畫加自由市場」的混合經濟體制。兩大地產巨頭由政府運作或控股，三大投資機構也都是國有企業。對這些企業有利的生意，馬上會變成政府政策。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名義上奉行君主立憲制，但沒有普遍投票或完整的民主選舉。極少數杜拜公民可以參加阿聯聯邦選舉委員會選舉，候選人和選民都是酋長國殿下們挑選的。伊莉莎白．貝克認為，「阿聯王室或多或少可以隨心所欲地統治，指派自己的顧問、議會及立法機關成員，對法規能否通過具有實質影響力。」這意味著，統治者不但可以隨心支配國家收入，發展計畫也不用擔心有人抗議、訴訟或者否決。沒有公民團體阻撓傷害環境的建設工程。世界上大多數國際機場都不接納通宵客機，但杜拜機場不用擔心它們抵達時持續的噪音。對於迅速擴容新航線等等，其他政府也許需要權衡利弊，杜拜卻可以馬上點頭。浪費能源也無人非議：沙漠裡的高爾夫球場，每一棵樹的淡水供應一年花費三千美元。這樣的球場，杜拜有七個。在這裡唯一發生過並取得成功的公民抗議，是當地動物保護團體營救豪華酒店水族箱裡的瀕危魚類鯨鯊。
永遠第一
「布希來杜拜的時候，也坐在我車裡，他跟我談論民主。我告訴他，你來杜拜，我不能強迫你穿長袍，正如我去美國，你不能硬叫我穿西裝。民主在不同的地方，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吉普繼續前行，穆罕默德酋長說起幾個月前美國總統的訪問。
「不靠民主，那麼杜拜成功靠的是什麼呢？」
「我說過，只有獅子領導綿羊，不能讓綿羊領導獅子。要成功，必須有團隊合作和…」我想起那正是酋長自傳前言裡的話，接了下文：「強勢領導！」酋長竟大笑著轉向後座，以阿拉伯人的方式與我擊掌。
二○○八年時，五十九歲的穆罕默德殿下從他因心臟病猝死的哥哥手中接過王位才兩年。但他對治理杜拜並不陌生，也有人說在過去十年中，他才是杜拜真正的設計者。他的父親拉希德殿下，一早就把創立阿聯酋航空的任務交給了穆罕默德。帆船酒店、棕櫚島等標誌性工程也出自他的策劃。「我們的領導人想法超前，我們必須追趕他的腳步。」採訪杜拜官員的時候，每次都能聽到類似評價。雖然不存在並行的監督機構，酋長也能夠明察秋毫，糾正體制內的錯誤。二○○一年起，穆罕默德宣佈對貪腐「零寬容」，揪出一串收受利益的高層官員，還不尋常地在媒體上曝光，警示遍佈皇親國戚的官員體系。
當地人愛說，穆罕默德殿下長著沙漠飛鷹一樣的眼睛，「能看穿你在想什麼」。可是，在上一個拍攝點，在杜拜媒體城的開幕式上，我卻見他順手拉起一個獻花小男孩稚嫩的手，玩一樣放在按鈕上，啟動了阿語世界最重要的電視台的五周年慶祝儀式。我看到這眼睛裡，更有一份志得意滿─他不需要看穿什麼人，「成功」的杜拜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它要挑戰眾人的成見。別人以為它的成功是走運，但杜拜的統治者相信，是他們從政治制度到經濟運行都「做對了」。「位置、位置、位置」，通常被認為是地產業的魔咒。擁有良好位置的杜拜，念叨的卻是「信心、信心、信心」。他們要讓投資者相信杜拜的未來。「對於商業投資而言，民主不民主還在其次，重要的是政治穩定、法律公正，比周邊其他地方更具經濟潛力。」一名不願公開姓名的外國公司代表說，「從這個意義上講，杜拜需要塑造一個令人信服的君主形象，一個持續增長的城市形象。」
沒有反對聲音，杜拜的形象工程不必計較經濟帳。上世紀九○年代，「帆船酒店」建造的初衷，是不惜把杜拜「標在地圖上」：世界最高最豪華的酒店，號稱「七星」。酒店所屬卓美亞集團執行總裁傑拉德．勞勒斯(Gerald Lawless)說它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但「帆船」的造價卻從不公開，盈利情況也不向市場公佈。竣工之後不消幾年，它就被同在杜拜的另一座豪華酒店以八公尺之高超越了。這是一場流動的盛宴，杜拜是每天更新高度的城市。
「殿下，杜拜為什麼需要那麼多最高、最大、最昂貴！而且不斷保持『之最』？」
「因為沒人記得住第二，杜拜只能做第一。」
「可是，為什麼非要爭第一？」
「Why not？」(為什麼不)
專訪在酋長辦公室進行，每一條問答，酋長都有他的標準答案，有時聽上去跟之前接受美國CBS電視台的採訪並無二致。「why not」，已經變成了杜拜大臣們對付外國媒體的口頭禪。
採訪的所有問題，必須事先書面提交，經酋長辦公室公關團隊審核。與我們打交道的兩名公關都不是當地人─一個是南非男人，繫著獵豹圖案領帶，一個是加拿大女人，不斷提到自己對咖啡因過敏。領導整個媒體團隊的國務委員，是個二十出頭的杜拜姑娘，只出現過一次。聽說圍繞在酋長身邊的「智囊」幾乎全部是西方人。長袍主人說「我要」，打領帶的就付諸實施。反過來，謀士們也常常鼓勵酋長冒險，把杜拜當作試驗場。
「哦，這個不行，這個、 絕對不能問！」兩名公關在我的問題單上劃叉，逐字逐句，確保沒有負面或者挑釁的資訊，「美國CBS電視台對酋長的訪問，前期聯絡工作做了三年！ 台長親自飛過來，一個一個問題核對，最後也只訪了五六分鐘，而你們三天之內就獲得了採訪，已經很幸運了。」
杜拜方面同意這次採訪的關鍵，是不久之後身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副總統、杜拜酋長的穆罕默德殿下將正式訪問中國。說穿了，媒體希望能夠挖掘多一點資訊，而酋長的人則希望向中國市場做一次有效宣傳。
「我曾經去過中國，這次我想去看看中國的變化，從中學習，中國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偉大的國家，擁有悠久的歷史。」穆罕默德殿下忽然想起了什麼，身體微微前傾，「時至今日，我覺得兩國的領導方式十分相似，我們所做的，都是為了人民。」
專訪進行時，年輕的國務委員就站在斜對面，眼珠直勾勾地盯著我：不准問出格的問題，不准超過時間。十分鐘到，她點頭示意。我轉向酋長：「感謝您接受訪問！」
「不，別理會他們。告訴我，你單子上還剩下一個問題是什麼？」他劫持了我跟國務委員之間的眼神。公關團隊努力塑造領袖形象，而強勢領導本人，不時突破限制展現個性。此前另一段車程中，加拿大女人提示我應該回到攝製組車上，可酋長卻發怒似的狂按吉普車喇叭，招呼我到「杜拜一號」上繼續聊天。記者當然樂見這樣戲劇性的場面，加拿大女人事後卻在我耳邊嘀咕：「他做好人，我們做壞人。」專訪尾聲，既然酋長不在乎提問限制，我就放下問題清單：「所有『第一』終有被超越的一天，這樣的較量有沒有盡頭？ 比如阿布達比新建的酒店，規模已經超過了『阿拉伯之塔』！」
酋長臉色一沉：「如果是這樣，那我就蓋個更大更高的。」
他起身離開，金黃色罩袍消失在門後的一刻，加拿大女人惡鷹般撲過來，把錄影帶上最後這段問答抹得乾乾淨淨。「還要打上彩條，徹底覆蓋。」南非人扔下一句。
杜拜酋長必須是永遠正確的君主。杜拜必須是永不止歇的神話。它用「發展、發展、發展」，把所有問題和風險拋在身後。
世界第一高樓杜拜塔在建設過程中，曾數度停工，等待世界上在建的其他工程，首先公開它們的身高，又不斷修改設計圖，追加高度，確保它是「建築之巔」。就連施工方都抱怨，沒人知道最後到底要多高，只是不斷往上蓋。而其中一次停工的原因是，承包商破產了。為了搶到「世界第一」的訂單，承包商無限壓低價格，最終傷不起了。
高塔競賽
快一星期了。就在人們以為金融危機的颶風已經遠去、晴天不遠之時，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杜拜國有投資機構「杜拜世界」卻宣佈要求延遲還債，給人們當頭來了一霹靂。而發佈消息的時間似乎也經過精心選擇，宗教節日連著公眾假期，誰也找不到誰。
「杜拜世界」負責酋長國在全球的投資，穆罕默德酋長本人是最大股東。龐大的投資航母突然擱淺，牽連多家銀行巨頭。恐慌，以光速橫掃市場。酋長手機無人接聽。
「杜拜世界」總裁無人接聽。秘書無人接聽。全球股市下跌。
二○○八年金融風暴伊始，造價十五億美元的杜拜亞特蘭提斯酒店正式開張。全世界在風暴面前低頭，亞特蘭提斯的開幕典禮卻迎風直上，砸下兩千萬美元。「伴隨璀璨煙花的是全球經濟萎靡，杜拜過度舉債的產業正在崩潰，沒人知道什麼時候是盡頭。」美國《新聞週刊》發出警告。
然而，殿下的盛宴不能終了，必須不停證明我們更大了，更高了，不動產仍然安全，仍然潛力無窮，才能吸引追隨者投資者。「滾雪球」般的發展，無法停止，無法回頭。於是有了八二八公尺，一座信心圖騰。儘管最後一刻的改名，令人讀出恥辱柱的意象。
二○○九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穆罕默德酋長終於露面，稱國際市場誤解了「杜拜世界」的債務危機，國際投資者「並不瞭解任何情況」。電視畫面上，他沒有笑容，沒有多餘的表情。
哈里發塔五十公里外，原本計畫再豎起一座千米大廈，刷新「第一」紀錄，終因債務風波而擱置。
在杜拜意氣飛揚的日子裡，心情最複雜的，莫過於阿拉伯半島的近鄰們。眼看杜拜起高樓，眼看杜拜宴賓客。
杜拜並非特例，它的模式非常容易複製。半島上有的是沙漠和君主制，還有「全球化」輸入的廉價外來勞動力。但是，杜拜也展示了一種風險：明智的君主，精英的團隊，未必每次都能做出最有利的決定。從來都是新銳前衛的杜拜人，向謹慎保守的阿布達比說教：嘿，看我們怎麼做。現在，是不是輪到保守的阿布達比回嘴：還是我們這樣更穩妥？
不，對倒發生了。杜拜暫時黯然，阿布達比腋下生風。它興建比阿拉伯之塔更加奢華的「八星級酒店」；世界第一高塔剛剛改名，阿布達比便昂起「首都之門」(Capital Gate)，形似鯉魚尾的世界第一斜塔─以建築打造城市形象，以各種「第一」把自己「標註在地圖上」。這不正是杜拜「夢開始的地方」嗎？
科威特宣佈建造一座一千零一公尺的高樓。
沙烏地阿拉伯在建的「王國塔」(Jeddah Tower)預計高一千六百公尺。
卡達迅速壯大自己的航空公司。
杜拜「成功」的影子裡，他們亦步亦趨。半島上石油收入充盈的國家，也意識到天然資源並非永續，新能源革命遲早到來。如果要變，只有杜拜模式最適合他們現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債務危機很快被遺忘，半島上更多的盛宴在流動。馬照跑，樓照起。就連沙烏地阿拉伯朝聖地區的古跡，也被拆掉蓋起了酒店。當地盛行的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相信，保留古跡將助長「偶像崇拜」，那是違反伊斯蘭教義的現象。開發商們樂壞了，本來就不存在政治反對派，這下連宗教都站在了自己這邊。
唯一的變化是，在「阿拉伯之春」的陰影裡，阿布達比雇傭了一支外國安全部隊，接受控制群眾的訓練，以備鎮壓勞工動亂或非武裝抗議。
據說全球有二十億人同時收看了世界第一高樓開幕典禮。哈里發塔設計師興奮宣告：「大建築復興！」可是社交媒體推特上卻一片憂思：「羅馬在覆滅前也曾經高唱凱歌，大興土木。」「肯定很快又會產生新的世界第一高樓，可能在中國？」「這不是建築的奇觀，而是人類過度的行為」…
埃及吉薩金字塔一百三十九公尺的高度，最終被英國林肯大教堂(Lincoln Cathedral)3超越，其間耗時三千多年。現在，半島流行杜拜酋長的名言：「我現在就要」(I want it NOW)。
本文經授權轉載八旗文化《拜訪革命：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原標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我現在就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