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用歐美的主流價值判斷自己的文化優劣？筆者的見解是台灣的政治及經濟困境使台灣人無意識地把此困境跟台灣文化相連結，把經濟困境跟低國際能見度歸因於台灣文化跟人格特質上的缺失。此類的過度辯證可見於楊照或其他拿歐美文化來針砭台灣的文章。
台灣的經濟衰退或所謂的「大環境不好」可受許多外控因素影響，如受全球經濟衰退等，然而對於這無力感及衝突已逐漸使部分人把此結果類化到台灣文化、教育甚至台灣人的特質。你我都熟悉的例子包含「奴性」、「不守法」等不勝枚舉。用團體關係（intergroup relations）的理論來解釋，社會認同理論學家曾討論社會階級如何影響成員的團體認同（Tajfel & Turner, 1986）。團體認同係指該團體（如身為台灣人）對個人定義自己核心價值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把歐美國家視為優勢外團體、台灣視為相對劣勢的內團體，當我們處於劣勢又想自我感覺良好，則會產生幾個因應方式。
第一，如果階級流動許可—即人們發現自己可用各種方式向歐美靠攏，又對團體的認同度低，極可能表現出與內團體有所區隔的行為，類似移民或保持距離（distancing），這類行為包含強調對歐美主流價值的崇拜，及視台灣文化為次等。
第二，如果階級流動不許可，個體無法離開讓其感到卑微的團體，則可能衍生對團體的刻板印象（self-stereotyping）或內化團體的困境（internalization），例如質疑台灣文化有先天無法控制的限制，以此合理化目前的困境，諸如前述範例中未加證實的台灣人「特質」。
最後，若個體有高團體認同， 無論階級流動許可與否，個體仍會選擇繼續留在該團體，以各種形式出錢出力（Tajfel & Turner, 1986）。
進一步剖析對內團體做出區隔行為的長期影響，筆者認為這些負面刻板印象極可能對社會大眾產生負面的漣漪效應，尤其是透過跟歐美沾光的個體傳播，造成不斷轉載跟加強這些來源不明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不見得反應事實，往往是由社會集體所建構，或用來合理化即有社會階層，或強化統治階級的合法性（Jost & Banaji, 1996）。類化刻板印象的潛在負面影響在於，即便我們瞭解這些刻板印象或內化的批判不見得是真的，然而這樣的內部衝突跟視困境難以移易之天性的觀點只是加深社會大眾對改善現狀的自卑跟無力感。此文供教育者及學者參考，在針貶時事及教育政策時避免強化刻板印象式的論述。
文/林湘怡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鬼島的意涵：論台灣集體自我貶抑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