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自六○年代起，蔣經國對台籍人士的觀感及實際應對，與兩個因素密不可分：一是美政府開始關注本省人未來的政治動態，亦即華府對台政策開始出現微妙的風向轉變，二是小蔣本人從幕後走向台前的轉折。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蔣介石欲利用中國大陸發生饑荒而發起軍事行動，但遭甘迺迪總統無情的壓制，這也使他想借助美國之力反攻復國的希望益加渺茫；對華府而言，當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政府重回大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時，那麼人口佔絕大多數的本省籍百姓，其未來動向便值得密切關注。如前所述，一九六一年夏天美政府一度決定核發廖文毅的入境簽證，儘管國務院在最後一刻剎車，避免與蔣介石決裂，然而不少觀察家皆將此視為美方改變對台政策一項試探性的舉措。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日兩國全面開戰，蔣經國無法繼續隱居故鄉閉門讀書、置身事外。時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主動向蔣介石提議，讓小蔣前來江西任職，置於其麾下。熊早年參加同盟會，後東渡日本，一九二五年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返國追隨蔣介石參加北伐；一九三○年起主持江西省政以來，負責圍剿紅軍，厲行保甲政策，積極推動「新生活運動」，甚受蔣介石器重和欣賞，將自己歸國不久的兒子置於熊式輝身旁學習成長，老蔣是可以放心的。一九三八年新年過後，蔣經國即從奉化來到江西省會南昌，他的第一個職務是省政府保安處副處長，兼任政治講習學院總隊長與新兵督練處處長，熊式輝自記初次見到小蔣時，「余無勉勵語，但略略指示今後工作，而於舊日規模，則無一語提及」，似乎擔心以長輩姿態提示教誨過甚，恐讓年輕氣盛的小蔣認為是老生常談，心生厭煩。

至今仍有不少人對蔣經國晚年為何選擇李登輝擔任副手而感到好奇，由於他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即停筆不再寫日記，吾人無從得知一九八四年春天當他思索副總統人選時，內心想法究竟為何。儘管如此，從現今所能取得的有限資料中，我們仍可設法對蔣經國「接班人」此議題進行一番探討。

兩蔣日記陸續解密以來，世人又有更多機會一探蔣家父子內心，以及兩者對治國態度、因應國際局勢的差異。學者林孝庭指出，兩蔣父子的差異，在於從地方治理開始政治路的蔣經國，作風相較下更務實，包含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美中建交，面對國際關係改變時，除了極大化外交可能，也希望走本土化路線、鞏固與台灣人關係。

前總統蔣經國過世33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台灣老百姓感念在蔣經國領導下，安然度過內政、外交與經濟上的重重難關；特別是他在1970年代推動「十大建設」，帶領台灣經濟起飛，入列亞洲四小龍。蔣經國又在政治上啟動本土化，大量提拔本省籍菁英，並於晚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啟兩岸交流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