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懲罰的三大思辨：懲罰是什麼？為何要懲罰？懲罰的是誰？  

除了兩名十六歲的男孩最終都是以自殺的悲劇收場外，為何要將這兩個如此不同的故事擺在一起？在他們的時空距離之外—按理說，在二十世紀初期某太平洋島嶼的居民和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紐約居民之間幾乎沒有共同點――他們敘述的犯罪與懲處的故事讓我們對我們何謂刑罰的認知提出質疑。實際上，我們通常認為刑罰在於對違反某規範的行為者施以制裁或懲罰，而為了具有合法性，刑罰必須看起來具有道德或法律基礎，且對於犯下的錯誤或輕罪而言是適當的刑罰。到處充斥著像這樣將犯罪與懲處連結的明確證明，我們在哲學家與法學家很久以前所做的分析中普遍能看到，即使他們已經修飾了用詞並爭論過其重要性。然而，馬林諾斯基和高內曼所敘述的故事顯然和這樣的解讀並不一致。這些故事將這樣的解讀擴大並加以轉移。它們有部分已經過頭，有部分已超出常理和學術論說所提供的範疇。

在將近一世紀後，在這些島嶼的另一端，一位名叫珍妮弗‧高內曼（JenniferGonnerman）的記者在《紐約客》（TheNewYoker）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在法律之前〉（Beforethelaw）的文章，向大眾揭露美國司法與監獄機構的運作真相。她敘述了布朗克斯區（Bronx）一名黑人男孩卡利夫‧布蘭德（KaliefBrowder）的故事，他在萊克斯島（RikersIsland）這間紐約可怕的監獄度過很長的時間，因為被控犯下一件他否認的罪行，而且從未經過審判。

在名為〈原罪與懲罰〉（PrimitiveCrimeandPunishment）的著名論文中，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轉述了一段他在初步蘭群島（Trobriand）調查時突然發生的小插曲，而這必定深深地影響到他對探討「違法」的理解。

法國歷經其近代和平時期中法令最嚴苛的時期。儘管實際上在二戰後曾有一段例外的時期，淪為階下囚的男男女女前所未有地多。在六十多年的時間裡，監獄人口倍增至三點五倍。一九五五年受監禁者有兩萬名，一九八五年有四萬三千名，二○一五年有六萬六千名。在二○一六年更以七萬名囚犯打破紀錄。開放監禁者更是大幅成長，人數在三十年內增加了將近四倍。因此，今日依法監禁者已超過二十五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