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界、商界和學界如何影響了美國人看待中國的方式
記者：除了季辛吉外，你還提到了很多政界和商界的領導人， 很多人說，你的書非常「具有挑釁性」。在你看來，他們是如何讓中國強大，損害美國利益的？
石宇： 他們壓制了對中國的批評，放大了對中國的讚美，從而形成了我們現在的這個體系。你知道直到最近，強烈批評中國對美國的商業領袖以及一些前政客來說都是禁忌。「我怎麼能說中國的壞話？」「這些都是我的個人意見」。「這是我對這個國家的看法」。好長時間以來，我們都有一個概念，那就是，我們不能說這些負面的東西，因為它可能會得罪共產黨。這可能會冒犯中國人。這可能會讓我們在中國的生意難做。正是這些非常限制性的框架阻止了我們就應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進行真正健康的辯論。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關於美國應該如何與中國合作，我們有過各種不同的認知框架。在70年代和80年代，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現在中國是蘇聯的敵人了，所以我們應該與中國合作，以反擊蘇聯」；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和蘇聯解體之後，這也不行了，因為中國在全世界的觀眾面前屠殺學生。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理由。好吧，「如果我們與中國做生意，他們會進一步放開」。因此，我們將經濟擴展到他們的國家，對他們和我們都有好處。我們當時就是用這個理由，直到2000年代中期，當中國開始在國際上變得更強大並開始反擊美國的利益時，我們又說，好，「我們可以塑造中國，我們可以讓他們成為美國控制的全球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現在，我們需要找到下一個敘事方式。以前的敘事方式都行不通了，特別是在21世紀。現在，在美中真的有可能站在戰爭的對立面的時候，我們卻沒有展開足夠的全國性辯論。美國未來應該怎麼走？這是不是正確的方式？我們如何討論這個問題，而不受到試圖在中國擴大業務和影響力的商界的影響？
記者：所以，這也是美國學界和好萊塢的問題。你書中有兩到三章是談中國在美國學界和好萊塢的影響力的， 這又是如何侵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的？為什麼你要把這兩個領域單獨提出來？
石宇：把好萊塢單獨提出來講是因為它可能是美國商業部門中最親北京的一個，而且它又是宣傳的重要載體。我在這裡用宣傳在這裡意思比較寬泛。它用它的政治影響力在影響好萊塢所做的很多事情。好萊塢特別怕得罪中共，不管他們喜不喜歡，他們經常宣揚中共的利益。
真正影響我的是我在2017年在重慶看《戰狼2》（這部電影）。在電影的一開始，男主角是在和一個貪婪的開發商在打鬥。這是一部非常愛國的電影，在裡面有中國的敵人（中國人可以是壞人，編者註）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連一個中國的敵人也沒有（不能有中國人是壞人的情節，編者註）。我當時非常、非常的震驚，在這樣一部愛國的宣傳片中，中國人可以是壞人，而美國卻沒法這樣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