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中國人大會議記者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為部分城市率先鬆綁地攤經濟「點讚」。
兩會結束後，李克強首次外出考察，更前往山東煙台一處老舊小區對面的熟食攤位，強調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高端）一樣，是中國的生機。
攤主普遍認為擺攤非長久之計
釋放「地攤經濟活力」的信號一出，向來被視為有礙觀瞻、占道經營的地攤重新火了起來。多年來，創業門檻低、沒有店鋪租金壓力、學歷技能要求低的地攤，在中國各地創建文明城市、衛生城市的進程中，都被視為必須取締的對象。
但在順應常態化疫情防控要求、保就業保民生、加快經濟社會復甦的現實需求下，中央文明辦在今年的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將不列入相關測評考核內容。
地攤被一夕激活，不但許多城市積極規畫攤點、攤位，以增加就業收入機會，過去專門負責取締地攤的地方城管，也主動喊攤販出來擺攤──以往我抓你躲的躲貓貓關係，如今變成了夥伴關係。
自媒體更紛紛討論起地攤經濟的可行性，〈來不及起標題了，城管喊我去擺攤〉這類戲謔標題被接連刷屏，每天刷朋友圈至少都能看見幾十次「擺攤」，測字算命、拍照嘮嗑（閒聊）、做辣條賣炸雞，一時之間，全民擺攤似乎成了工薪階層躍躍欲試的新風口。
但以燎原之勢席捲中國的地攤經濟，真能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樣「一夜之間解決十萬人就業崗位」嗎？對地攤的浪漫和獵奇背後，其實更有後疫情時代普通百姓可支配收入的緊縮。如果將「總理點讚擺攤」放在李克強於人大所說的「中國有六億人月收入僅一千元人民幣」大背景下去看，整件事就平添了辛酸底色。
地攤與城市秩序對立的預設沒破除
自媒體《36氪》採訪了幾位響應號召去擺攤的攤主，大家普遍認為這非長久之計。
在河北保定擺攤的大學生表示，夜市地攤的受眾群體以中老年為主，而網紅小玩具、耳機、小夜燈等更適合年輕人的東西，銷量並不理想。而曾在「快手」做主播賣耳飾的北京商家則表示，擺攤雖然沒有網店的運費成本，但出單量少，有時候一天一單也沒有，平均一天收入三、四十人民幣，去掉成本也就賺十元左右。
而正當全民擺攤看似要轟轟烈烈全面推開之際，北京和深圳兩個超一線城市率先出來發聲反對。《北京日報》發評論文章稱「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並指首都必須注重保持城市應有的秩序，游商、地攤則會令之前的城市治理成果付諸東流。而《深圳特區報》評論員的文章則認為：「對於深圳這類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而言，顯然不宜一哄而上發展『地攤經濟』。」
對於北京和深圳的態度，央視出面呼應力挺，稱「一線城市不宜推行『地攤經濟』」。《人民日報》亦發表文章呼籲：地攤經濟升溫不能「發燒」。幾篇官媒文章一出來，網民頓時醒悟，原來擺攤並未一舉洗脫「髒亂差」的印象，也沒因為國家要釋放經濟活力而獲得正名。
專欄作家維舟指出了「地攤經濟的怪圈」：這一次是從地方發起，但反對最力的，卻是首都。簡言之就是「要地攤，但不要在自家樓下」，背後邏輯則預設了地攤與城市秩序的二元對立──「似乎只要開一道口子，原先的整潔有序就會毀於一旦，這正可見它對自發秩序不僅沒有信心，而且相當敵視。」所以北京做為最注重「秩序」話語的政治中心，十分排斥地攤捲土重來。
而用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魏程琳的話說：「地攤經濟正在給原有的街頭秩序和管理制度帶來衝擊，並進一步凸顯了市民、攤民、門店經營者等不同群體的差別化利益訴求。」雖然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未必不能接受地攤，但與地攤相伴的關鍵詞依然指向噪音、汙染、阻礙交通等等。
進步的首都不知其他城市的苦
從長遠來看，各方需求的難以平衡將成為持久考驗──地方政府允許擺攤，會有市民投訴擾民；而地方政府不允許擺攤，會被指罔顧低保戶、低收入群體的民生困境。歸根結底，地攤經濟能否全面開花，仍取決於中國各地的城市管理水平。
在各地狠抓「六穩六保」的疫後經濟形勢下，街邊小店、小攤原地復活，至少在某些城市代表的是能讓底層重新看到希望的人間煙火味。
而如北京、深圳等超一線城市，將對秩序的恪守需求放在首位，其實是因為需要自謀出路的「窮人」並不夠多，且也最不需要為現實的財政壓力擔心。但在二、三、四線城市，地攤則是人們自救的實在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