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監委黃煌雄10日出席「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事件」研討會進行專題演講，他指出，台灣從日本皇民化運動到國民政府接收後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這20年間為「悲愴年代」，最後也引發歷史斷裂、人才斷層、兩個太陽、政治禁忌、祖國夢醒、統獨根源共6個悲愴後遺症；台中市長林佳龍則說，台灣在戰後進入省籍衝突，涉及了權力、資源分配及文化霸權的問題，不禁會讓台灣人從反抗中去思考「我是誰？我的祖國在哪？」
黃煌雄10日以與研討會同名的主題作為專題演講，曾擔任立委與黨外工作者的他，一直在想可不可能把1890年蔣渭水那一代、1920年李登輝世代與1950年如他這樣的黨外世代做有效連結，因此他在擔任立委期間，曾努力推動讓台灣史走上學術殿堂，也在立院總質詢談超過10萬字的台灣民主運動文稿，而這段也是最敏感、最容易引發爭議的歷史。
黃煌雄說，悲愴年代的界定，大概是從1930年代的日本皇民化運動到1950年代的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更引自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陳逸松回憶錄所稱，1940年代的10年中，有3波政治風暴席捲台灣，每一波都有許多台灣的進步菁英蒙難。
歷史斷裂、人才斷層 「台灣歷史陷入冬眠」
因此，在這樣的悲愴年代中，也引發了台灣人的6個悲愴後遺症，黃煌雄說，第一是「歷史斷裂」，因為皇民化與二二八事件，讓台灣歷史出現斷裂，從社會到文化與人的生命，「從皇民化的前山有如爬坡，到二二八的後山有如攀壁，整個世代的命運正如台灣俗語所說『前山未是崎，後山崎像壁』這兩大變局刻劃出台灣的悲愴年代」。
第二是「人才斷層」，逝去菁英可說是一個世代人才的代表，但都在悲憾3月犧牲了，這個犧牲不僅代表一個世代人才的凋落，更導致人才斷層，「為什麼在悲愴年代後，台灣歷史會陷入冬眠或是瀕臨失聲的階段，都與整個世代的人才斷層有關」。
兩個太陽、政治禁忌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
第三為「兩個太陽」，在日本總督府時代是指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對立；在國民黨時代則是外省人與台灣人的對立，隨著台灣民主化的發展逐步被界定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衝突，直到二二八事件，這樣「兩個太陽」的後遺症甚至到1987年的解嚴仍舊揮之不去。
第四是「政治禁忌」，從二二八事件後，「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的恐怖政治氛圍壟罩著每一個台灣人的家庭，每一個見證或聽聞過二二八的世代，父母都會告誡自己的子女政治事不要多管，即使是在黨外民主運動的推動下，至少也要經歷一個世代以上的時間才得以慢慢稀釋。
祖國夢醒、統獨根源 奠定今日統獨歷史根源
第五是「祖國夢醒」，黃煌雄說當時抗日的「先覺者」的兩大「欲求」之一就是對祖國眷戀的心情，但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僅僅不到半年，這種欣喜感卻消逝了，一個日本世代讓台灣人學到法治的價值，作為台灣的「新主人」，國民政府卻不懂得這些標準，時常輕藐看待台灣人，最終經過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成為被鎮壓的對象。
最後是「統獨根源」，黃煌雄說，自二二八事件後，讓部分台灣有志者，對於國民政府舊的「祖國」徹底失望，有人投向中共，有人選擇到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這樣的「投奔社會主義祖國」與「從事台灣獨立運動」成為二二八之後所發展出的兩大走向，也成為二二八為台灣帶來的後遺症，更是當今台灣統獨之爭的歷史根源。
談悲愴年代 林佳龍：台灣人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
與黃煌雄認識超過30年的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 「講國語打壓方言大家都有經驗」，1945年代的菁英都有面臨過文化改造，從日本人學做中國人，現在則是學做台灣人，有時候悲情是因為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皇民化與二二八更是破壞了台灣人懷想祖國的美夢。
林佳龍還說，所謂的悲愴年代是台灣人面對國家社會，經過長時間演進，仍處於不確定的狀況，所以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以暴力為基礎的國家機器都可以快速影響台灣歷史，「因為你不能當家做主」。
最後，林佳龍指出，很多菁英因為糾結而走向不同命運，「如果再回到當時，自己設身處地會做什麼選擇？」台灣戰後進入省籍衝突，這涉及權力、資源分配及文化霸權的問題，不禁會讓台灣人從反抗中去思考「我是誰？我的祖國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