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觀看英國社會對「難民危機」的反應(「難民危機」這個媒體用詞其實不正確﹐他們是尋求庇護者﹐尚未被給予難民身份)﹐感觸很多。看到那三歲的敘利亞男孩艾蘭克地(Aylan Kurdi)屍體被海水衝上岸的悲慘照片﹐忍不住想到這十多年來的每一悲劇。人的生命是如此被踐踏﹐而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十五年前﹐多佛港的貨櫃車裡發現被活活悶死的五十八名中國男女。他們還未踏上英國國土﹐就已喪命。而當時的一般英人並不將這悲劇看作與己相關的事﹐在他們眼裡﹐「偷渡客」悶死于貨櫃車內﹐唯一責任是在「偷渡集團」身上﹐與英國無關。
到了二零零四年的莫克姆海難﹐二十三名中國拾貝工人溺斃海上﹐英國社會不能再漠視移民的死亡了﹐畢竟﹐他們是在英國境內勞動期間喪命的。莫克姆海難激發了許多社會人士﹐以致工會﹐對移工處境的關注。他們猛然發現﹐英國不存在對移工勞動環境的監督﹐移工沒有人身基本保障。海難因此促發了《工頭執照法》的制定。社會對移工在英國國境內被嚴重剝削的狀況﹐不再能視而不見。然而同時﹐主流的移民論述﹐仍未能超越「偷渡問題」﹐遇難的移民﹐仍舊被當作「人口走私集團的不幸受害者」﹐國家的角色從來不是主流移民論述的一部分。
英國社會對於「他人」族群的災難﹐總是抱持着謹慎的憐憫。那種有條件的憐憫﹐很少能發展成任何行動。一次又一次﹐死于貨櫃車輪下的尋求庇護者﹐都未能得到英國社會 -- 更不用說主流媒體 -- 的基本同情。草根移民權益團體﹐不斷試圖喚起社會良知﹐試圖以「人的面孔」(強調移民的個人家庭背景和狀況)暖起英人冰冷的心。但這些少數人的努力總少有回報﹐冷漠仍是主流。去年加薩上千名孩子在以色列轟炸下喪命﹐都不曾讓媒體動容。自二零一一年來敘利亞戰火造成的家破人亡﹐也未曾讓媒體和社會改變它對「外來者」的態度和政策。很多英人對這些國外戰火傷亡的影像非常痲痺﹐一般人僅做出所謂「真糟糕！」的反應(the "oh dear" response)﹐基本上感覺與己無關。
而這幾天﹐好像一切都改變了。三歲的敘利亞男孩艾蘭克地的屍體被衝上土耳其伯頓海灘﹐也就是英國人喜愛的旅遊地點。艾蘭克地和哥哥﹐母親三人﹐逃難到希臘途中在海上遇難。他弱小的身子﹐衣冠整齊﹐小臉蛋埋在沙灘裡。這個影像震撼了每個人﹐這孩子﹐可以是任何人的孩子﹐一個平時蹦蹦跳跳的活潑孩子﹐一個代表未來希望的孩子。他冰冷殭硬的身體﹐被發現在這每個英人都熟悉的平凡地點﹐突顯了死亡的殘酷﹐終於打動了英國社會﹐似乎融化了它的冰冷。
數日內﹐二十多萬名英人簽署國會請願﹐要求保守黨政府立刻接收尋求庇護者。上千名來自各行各業的公民登記成為義工﹐要幫助敘利亞尋求庇護者安頓歐洲﹐並游說英國的各地方政府接收尋求庇護者。在大眾紛紛指責政府的龐大社會壓力下﹐保守黨政府不得不稍向人道主義的呼聲做退讓﹐卡梅倫終於被迫表態﹐說「英國應該做的更多」﹐數日後在國會宣佈「英國將在五年內接收兩萬名敘利亞難民」(這對保守黨來說是破天荒﹐但和德國﹐甚至法國相比都相距太遠)。民意的力量扭轉了卡梅倫的堅決反移民言論﹐在媒體鏡頭前﹐他也得對敘利亞男孩艾蘭克地的死亡表示同情﹐雖然在艾蘭克地死亡的前一天他才剛再發表了一番“英國拒絕接收難民”的言論﹐如今在閃光燈下他做作的模樣頗為難看。
英國民意的看似轉向﹐部份與德國對待敘利亞庇護尋求者的正面態度有關系。在慕尼黑(Munich)居住的德國記者克利思晉森(Christoph Giesen)告訴我﹐上週末﹐當一萬兩千多名敘利亞庇護尋求者到達慕尼黑車站時﹐他也和幾百名市民一樣﹐前往車站迎接他們。「一般市民都熱心地急于幫助敘利亞人﹐他們帶來好多好多衣物﹐食品... 多的都沒有地方存放了。他們的熱心有一部分原因是近來有越來越頻繁的新法西斯份子在德國各地襲擊移民和庇護尋求者的營區﹐幾乎每週都會聽到這種襲擊﹐而且新法西斯份子也在各地舉行反移民遊行﹐這是德國重大的社會辯論議題... 這些種族主義襲擊越多﹐就有越多的一般市民出來反對新法西斯﹐大家想要建立德國為一個歡迎外來人的國家。」晉森先生表示﹐德國對敘利亞人的敞開雙臂﹐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德國急需外來勞動力﹐且敘利亞庇護尋求者之中很多人是具高等教育的人士﹐是德國需要的未來技術勞力。這也是為什麼德國媒體﹐包括右翼媒體﹐都異口同聲地歡迎敘利亞庇護尋求者。德國的輿論間接地影響到了英國民意。
在英國民意壓力下﹐有些地方政府這兩周已開始規劃提供尋求庇護者住宿。比如格拉斯哥地方政府﹐已同意為五十到六十名敘利亞移民提供住宿﹔愛丁堡和伯明翰地方政府﹐以及倫敦的金思頓區政府﹐也已同意接收五十名敘利亞移民。另外有二十多個地方團體﹐也正在督促他們的地方政府採取同樣的措施。
同時﹐上萬民眾開始響應捐款活動﹐並加入支援卡萊(Calais)需求庇護者營區的物資需要。「拯救兒童」(Save the Children)慈善組織就已表示﹐過去幾天詢問參與支援的民眾人數大增﹐多數人的意願是要捐贈兒童衣物或食品。幾天的時間內﹐許多支援移民的慈善組織得到了平時無法想像的捐款和贈品。一般民眾似乎等不及要參與支援﹐各自成立小型的捐款活動﹐甚至在倫敦蘇豪區的一家酒吧裡﹐也在為卡萊的尋求庇護者籌款五千鎊﹐「讓他們能有一頓吃得下的飯。」
最令人驚訝的﹐是見到主流媒體的大轉向。就連平時堅決反移民的右翼媒體﹐都一口同聲地談「這是英國必須面對難民危機的時刻」﹐開始主張英國採取必要行動﹐接收敘利亞尋求庇護者。敘利亞男孩艾蘭克地的死亡悲劇﹐觸動了甚至右翼媒體。最讓大家驚訝的是《太陽報》此次的全面轉向﹐突然摒氣了過去的「難民是蟑螂」之說﹐以頭條新聞做人道主義訴求﹐悲慟敘利亞孩子之死﹐要求政府「軟化」其移民政策。而僅僅數月以前﹐《太陽報》記者曾這麼描述她對尋求庇護者的感受﹕「給我看看棺材的照片﹐讓我看看水裡漂浮的屍體的照片﹐拉拉小提琴﹐再給我看那些瘦弱又滿目懮愁的人們。我還是不在乎。因為接下來﹐你會給我看卡萊那些兇惡男人的照片﹐就像在郵輪上諾如病毒的擴散一樣。可不要搞錯﹐這些移民就跟蟑螂沒有兩樣。」
右翼主流媒體 -- 它們有上百萬的讀者 -- 的轉向﹐雖暫時會給執政者造成不小的輿論壓力﹐使得極右論述更成邊緣﹐但同時﹐我們不能太天真﹐必須得看清這些右翼媒體的真面目。《太陽報》和《每日郵報》(Daily Mail)並沒有改變它們的一貫反移民立場﹕它們在刊登敘利亞男孩艾蘭克地死亡頭條新聞時﹐其他頁面仍舊持續其反移民報導﹐比如《太陽報》在刊登艾蘭克地死亡的頭條新聞的兩天後﹐刊登了一篇批判工黨黨魁候選人柯賓的文章﹐反對他的「敘利亞難民立場」。仔細觀察以上這些右翼報紙的讀者欄﹐仍是充滿種族主義的言論﹐當然﹐它們的讀者群都是保守黨和英國獨立黨的忠實選民﹐不可能幾天之內因為一張敘利亞孩子的照片而摒棄種族主義偏見。
今天《太陽報》會願意至少片面地支持敘利亞尋求庇護者﹐要求政府接收多一些遭受戰亂﹐不得不遷徙的敘利亞人﹐但《太陽報》絕不會去支持卡萊的尋求庇護者(雖然他們之中也有很多人是以相似的途徑從敘利亞逃難過來的)﹐《太陽報》更不會去為所謂「經濟移民」說話。敘利亞男孩艾蘭克地的影像在英國媒體中觸動的﹐僅僅是主流媒體的中產階級道德感 -- 誰能讓一個無辜的﹐逃難的孩子溺死在大海裡﹖這絕對是說不過去的﹐不論你在政治光譜上處於左邊或是右邊。但這些媒體不會去同情卡萊的尋求庇護者﹐因為他們之中很多人早已被英國媒體套上了「經濟移民」的帽子(雖然他們都是尋求庇護者)。「經濟移民」在英國社會是得不到同情的﹐因為經濟移民是所謂「有選擇餘地的人」。因此﹐依照這種邏輯﹐「經濟移民」來「淘金」的路程中的一切風險﹐都應自己承擔﹐不需同情﹐不需人道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從未有主流媒體悲慟卡萊尋求庇護者的死亡。
以經驗判斷﹐我感覺英國媒體的人道主義轉向不會持續太久。果然不出所料。
敘利亞男孩艾蘭克地死亡才三日後﹐右翼媒體很快就回到原本的立場。哀痛停止了﹐人道主義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這些右翼媒體一貫為國家為政府辯護的醜陋姿態。比如《每日特訊》週日版(Sunday Express)頭條指「人口拐賣集團」為艾蘭克地和家人遇難的罪魁禍首。而很多人早已知道﹐這次悲劇與「人口拐賣集團」無關﹐艾蘭克地的父親是自願付款搭上小船渡海﹐原因是加拿大拒絕了他們的庇護申請﹐讓他們走投無路。《電信報、(Telegraph)更進一步﹐刊登了保守黨的倫敦市長伯若斯強生(Boris Johnson)的專欄﹐題為「打擊英國的那種道德憤怒不能解決移民危機」﹐文中堅稱「英國已為難民做了很多」。其他右翼媒體並同聲強調「必須區分敘利亞難民與經濟移民的差別」。
反仇外運動(Movement Against Xenophobia)和今日全球公義(Global Justice Now)組織的活躍人士蓋泰勒先生(Guy Taylor)就如此批判這種論點。「應該探討的﹐不是哪一個移民群體是可被接受的﹐哪一個是不能接受的﹐」他說﹐「我們應討論的是移民的被惡魔化﹐被我們的主流媒體和政客給惡魔化。我們應該做的﹐是去歡迎所有人﹐除去『移民』這個字的負面意義。我們需要團結﹐目前我們看到了一些團結的跡象。提供基本照顧和支持卡萊移民的那些草根計劃﹐那些為非正式移民提供診所的醫療專業人士... 那些每日不為人知的﹐增進團結的個人行動。我們不需要的﹐是陷入那種『好移民/壞移民』的論述... 不要以為『經濟移民』就行動自由﹐可隨時回國，不要以為『經濟移民』就有選擇的余地，.. 不要相信『如果少一些羅馬尼亞人﹐波蘭人﹐中國人或非洲移民被允許進入英國﹐那我們就更有能力可接收多一些敘利亞難民』這種言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