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臣出身的福澤諭吉，跟志士出身的大隈重信，分別是東京最有名氣的兩間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創立者。福澤諭吉在維新後，一直以知識分子自居；而大隈則先在政府服務，後來因為立場太過偏向自由派而被迫下野。兩人因為相近的立場而結為盟友，但兩人所創立的大學，至今都還在激烈的競爭著。
早稻田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是東京最出色的兩間私立大學，每一年舉辦的「早慶戰」，更是東京最受歡迎的大學對抗棒球比賽。兩所大學中較早設立的，是一八五八年成立的慶應義塾，創辦者是福澤諭吉，也就是現在一萬元日幣紙鈔上的肖像人物。在一八八二年稍晚才成立的早大，則由當時剛剛從官場離開的大隈重信所成立。
見多識廣的幕臣
福澤諭吉其實是幕臣，他年輕的時候，就在當時的學問家緒方洪庵門下學習，緒方的「適塾」是當時長崎有名的「蘭學校」，福澤在那裡學會了荷蘭語，也學習了許多當時藉由荷蘭語傳入的西方科學知識，因為成績優異，還當上了「塾長」。
一八五八年，諭吉受到藩命，到江戶的鐵砲州辦理蘭學校。這時的諭吉，因為去了一趟橫濱，而改變了一生。在當時已經開港，熱鬧非凡的橫濱街道上，諭吉發現所有寫了拼音文字的招牌， 他都看不懂。一問之下，發現當時橫濱最通用的外語，根本不是他多年以來學習的荷蘭語， 而是英語。諭吉因此大受衝擊，決定放棄荷語，改學英語，當時他二十五歲。
不過當時的幕府當中，知曉外文者極少，因此在一八六○年開始的一連串美歐出訪行動，諭吉都因為通曉荷語，而被認為是有國際觀的知外人士，因此受到邀請參加。他先跟著勝海舟、中濱萬次郎等人在內的「咸臨丸」出訪美國，緊接著又被派往歐洲學習新知，一直到一八六二年底才回到日本。因為有感於外國的見聞應該讓日本人了解，他著手撰寫《西洋事情》一書。
不過福澤諭吉的官運並不好，他回國之後，剛好遇上了風起雲湧的幕末維新時代，幕府宛如風中殘燭，薩長為首的西南雄藩正在崛起，空有一身知識的諭吉，並沒有機會在幕府當中大展身手，只好致力於將原先管理的鐵炮州蘭學校轉型為現代化的西學校，戮力於從事教育跟言論公議的事業。搬到芝新錢座的這間學校，也就是後來的慶應義塾大學前身。
胸懷大志的改革者大隈重信
相比於諭吉，來自佐賀藩的大隈重信，則是時代的幸運兒。大隈早年也是尊王攘夷的支持者，他所在的佐賀藩雖然不是西南雄藩，但因為地點也在西南雄藩之間，自然較傾向尊王攘夷和現代化。大隈也是蘭學校的學生，後來在長崎學習時，因為當時蘭學沒落而轉學習英語，而知曉更多西方情事。
維新之後，大隈優異的英語和談判能力，受到當時的英國公使帕克斯的高度肯定，因此在明治政府的官職跟著水漲船高。他先後出任參議、財務大臣、外務大臣等重要職務。大隈在財政上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在一八七二年底積極推動「陽曆改制」，並要求在兩個月後立刻上路。
事實上，大隈重信推動改曆的原因，是因為政府沒錢。當時的日本，植產興業的成績還沒有展現，但改革工作的推動，已經讓政府財政陷入了困境。正好一八七三年是陰曆的閏年，有十三個月，如果改曆，政府就只要發十二個月的薪水。甚且，陰曆的新年比陽曆的晚，因此提前過新曆年，一八七二年就只要發薪十一個月。也就是說，如果推動改曆，政府在一八七二跟七三兩年，就一共只要發二十三個月的薪水，比採用陰曆的二十五個月少發兩個月。
為了解決財政困境，大隈決定讓陽曆改制在一八七二年底立即推動，讓大家在嚴寒中過了一個新年，此舉引來民間不少抱怨，但總歸是幫政府省下兩個月薪水。日本也從此跟周邊改曆後，依然沿用舊曆節分的亞洲鄰國們，有了完全不同的節分。
一八七八年，大久保利通遭到刺殺後，大隈重信成為首席參議。當時被認為對明治維新有功的木戶孝允、西鄉隆盛都已經先後死去，大隈所領導的年輕官員如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縣有朋等人，便成為大時代的擔當重任者。
與伊藤博文的憲法鬥爭
只是身負重任，當然也會有不愉快的爭執。在憲法頒布前夕，比較傾向自由民權的大隈重信，跟對自由民主有所保留的伊藤博文，因為主張不同而槓上。當時已經成為教育跟言論領袖的福澤諭吉，自然是比較偏向大隈這一方。
其實福澤的主張有跡可循，他參與的公共知識份子團體「明六社」對大久保利通以來的施政一直有所批評，對敗走北海道的幕臣榎本武揚、反對政府而挑起「西南戰爭」的西鄉隆盛多所盛讚。這些都顯示了作為一位在野者，福澤對維新之後政治的不滿，當然，「明六社」的言論主張，也遭到新政府的彈壓，不過壓力並沒有直接衝擊到本來就在野的福澤本人。
但是當大隈和福澤結成了一掛，對於民主比較保留的伊藤博文一派，無疑備感壓力，伊藤自然要想辦法除去自由民權一派在政府當中的影響力。當時正好遇上了北海道開拓使黑田清隆因為低價販售官產，引來輿論風暴的事件。輿論一致認為像這種賤賣國產、官商勾結的問題，只有「開設國會、充分監督」才能解決。
備受批評的黑田為了轉移焦點，對外放話這事情沒有表面那麼簡單，其實會鬧大，都是因為大隈重信和福澤諭吉想要引進自由民權派的力量到政府的緣故。跟大隈等人敵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也跟著打蛇隨棍上，說大隈和福澤是為了壯大自己、打倒政敵，才批評北海道官產出售事件，而且大隈重信本身就和沒買到北海道官產的岩崎彌太郎過從甚密，此事必不單純。
對峙的雙方終於在一八八一年十月十一日面臨攤牌。那一天，明治天皇巡幸東北、北海道歸來，隨即召開御前會議，一方面決定停止北海道官產出售，同時做出了明治二十三年開設國會、警告反政府勢力不許「爭相狂躁、煽動事變、危害國家」的宣示，並且要大隈重信自請下台。獲勝的伊藤一派的立場很清楚，他們接受所有輿論期待的改革，但最支持改革的大隈必須離開政府。
成立「立憲改進黨」，創立東京專門學校
大隈看過許多像大久保那樣死於非命的前輩，覺得在鬥爭中失敗，沒有被殺死只是要他自己辭職，已經是萬幸。於是爽快辭退了所有的政治職務，離開了政府。離開政府之後，大隈決定投入未來的國會選舉，於是在第二年成立了「立憲改進黨」，主張穩健改革。當然，「立憲改進黨」和當時的自由民權運動主流，板垣退助的「自由黨」是衝突的。自由派的分裂，也讓保守派的伊藤博文鬆了一口氣。不過同時，大隈也認為，民主自由的關鍵，仍在於國民的開化與否，因此他也致力投入「東京專門學校」的籌辦，這所學校，也就是後來的早稻田大學。
日本自由思想的民間堡壘
早稻田跟慶應義塾兩間大學，都在主張自由民權的政學界人士籌辦下開設，自然有了自由主義的傳統。慶應義塾大學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福澤諭吉在《勸學》一書開宗明義的一句話，「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強調了「平等」的重要性。慶應大學的畢業校友也都很優秀，無論在政治界、商業經營圈、文化圈或者藝術圈，都有非常多有名的人物畢業自慶應。以「與妻訣別書」名流後世的林覺民，就是慶應義塾大學的早期留學生校友。
而早稻田大學則是長期以來以「國民精神之獨立，端賴於學問之獨立」（其實這也是福澤諭吉在《勸學》一書概念的延伸）精神的開放校風，培養出許多優秀的自由人，不僅活躍在政界，也在文藝圈等各個人文領域相當活躍，影響深遠。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史明就畢業自早稻田，他在回憶錄當中提到，即使在戰爭時代，早大的教育，仍然充滿了自由主義精神。今日早、慶兩所大學的對抗競賽已經成為傳統，但其實兩校的對抗，源自於對自由主義精神的共同傳承。
作者｜李拓梓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是一位全職的政治工作者、業餘的專欄作家。工作之外的時間，幾乎都用在旅行與讀書。相信旅行的時候做一點淺薄的歷史功課，可以增添路程當中的趣味。因此希望能透過寫作，將所見所聞分享給也同樣這麼相信的人。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平安文化《改變時代的日本人：夾處在大國權力遊戲的中心，小國該如何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命運？》
責任編輯／謝孟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