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蓮娜把手伸向她的檔案，抽出一張市府已經宣告為危樓的房地產稅單遞給阿琳，上頭列出了雨洪與下水道的疏通費用、封屋的費用，還有一些雜項，加總起來是11465.67美元。阿琳兩眼無神地盯著帳單，她一年也賺不到這麼多錢。
舍蓮娜抬起頭問，「妳看到了嗎？我的狀況……這或許不能怪到妳的頭上，但……」她揮動掐在食指跟拇指間的帳單，「我也不好過。」
講完這些，舍蓮娜回到400號室坐下。她還記得第一回的驅離。緊張又不知所措的她已經把書面資料來回看了幾十次，所有的流程也都很順利。接著一回生二回熟，沒多久之後，她就申請了第二次、第三次。在填寫法院表格時，舍蓮娜學到了幾招，要在房客的姓名後頭加上「等人」的字眼，這樣驅離判決的效力才會及於租屋處的所有人，包括她不見得認識的那些人；她學到文件上問她損壞估計金額時，要回答「不超過五千美元，」也就是法定的上限；經驗告訴她驅離法庭的特聘法官不認同超過五十五美元的遲繳罰金；並且花89.5美元的手續費把拖欠房租的房客拉到法庭上是划得來的，因為一旦這麼做，很多房客就會努力把錢生出來。再說這手續費只是先墊的，之後她還是可以把這一條列到房客的帳單上。
阿琳對驅離法庭也不陌生。16年前她才22歲的時候，就體驗過驅離的程序。從滿18歲算起，阿琳掂量著她租過不下20個地方，意思是她跟孩子差不多每年都得搬家一次—要是超過一次就代表她們那年有被驅離。但話又說回來，阿琳的驅離紀錄並不如想像中「滿江紅」。這些年下來，她在跟房東交手時用過不少化名。她沒有取什麼亂七八糟的假名，只是把真名稍微動點手腳，改一兩個字母讓「阿琳．貝爾」變成「阿琳．畢爾」或「厄琳．貝爾」，而這些名字也真吃下了不少驅離紀錄。
「我跟她要這點錢根本是零頭好嗎？她把我的房子弄得亂七八糟，」舍蓮娜一邊回覆法官，一邊拿出了滿目瘡痍的房間照片跟她剛剛給阿琳看過的帳單來佐證。
「這樣真的很不公平！都沒有人要管管這些房客。每次都是房東吞苦水。這個制度真的是有問題……隨便，反正這些錢我橫豎是拿不回來了，這些人本來就是社會上的廢渣！」
葛姆林 ‧ 裴瑞茲把舍蓮娜的索賠金額從五千砍到1285元，另外月初那八筆驅離案則一共判了超過一萬美元的賠償金額。舍蓮娜當然知道判賠不等於錢進口袋。除了把房客的押金沒收之外，房東其實也沒有太多管道可以拿到錢。舍蓮娜可以嘗試扣押房客的薪水，但那也得前房客有工作、生活又不在貧窮線之下才有可能。她可以扣押銀行帳戶，但問題是很多前房客根本沒戶頭可扣。就算有，房東也不能碰州政府發放的社福補助，而且永遠要在戶頭裡留一千美元，不可以扣得一乾二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