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陸部長找盡各種藉口，就是要減少談判時間，好拉長整個談判的會期，甚至等到雙方進行談判時，陸徵祥總是先不疾不徐地說：「請貴國大使入座。」按外交禮節，日本人也只好客氣地說：「不，請貴國先入席。」雙方客氣來、客氣去，光讓座就糾纏個十幾分鐘；等到就定位，日本人要直切主題時，陸徵祥又說：「請上茶。」然後日本人只好依照外交禮儀，喝著茶聽陸徵祥開始天南地北地亂扯。
你說日本人知不知道陸徵祥在玩拖延戰術？答案是：當然知道！但是陸徵祥的一切行為都依據外交禮儀，為免有損國家形象，日本人又被拖延個幾十分鐘。
等到進行談判時， 陸徵祥更是遵照袁世凱的指示：逐項逐條商議，拖慢會議的節奏。每次當談判情勢不利，陸徵祥就說：「唉呀，我身體不行啦！實在無法撐下去了，有事明天再商議吧。」搞得日本人十足鬱悶。
策略三：反客為主，將戰場帶回日本
當國內談判展開之際，袁世凱展開了一系列的幕後運作，好削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日本大隈重信內閣的影響力。
首先，袁世凱派人赴日遊說和大隈重信立場相對的元老重臣；接著，收買日本浪人做間諜收集情報；最後，秘密支持四個日本議員競選，而這些接受十六萬日元選舉費用的議員，就在議會中彈劾大隈內閣。
這下大隈內閣囧了！
國內外都面臨強大壓力，談判又難有進展，為了趕快結束這場外交爛仗，日本大使決定對中國提出的條件妥協。但是！他們也在五月七日下午三時，向中國提出接受二十一條的最後通牒：「限於五月九日午後六時前答覆，不然日政府將採『必要』措施！」
所謂必要措施，其實就是不惜開戰，當時日本海軍巡弋於渤海一帶，陸軍則開往東北三省，面對結實的硬碰硬，袁世凱是再沒得取巧，他無奈地表示：「我豈願意屈辱承認？但是對比中日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於是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外交部的陸徵祥、曹汝霖將《二十一條要求》最後修訂本遞交日本公使，曹汝霖對此表示：「當時我心感淒涼，有一種親遞降表的感覺……」
不過，袁世凱的招數還沒完啊！
策略四：說一套，做一套
日本最終跟中國簽訂的要求中，第四、五大項沒簽訂，第三項要求則被刪除一條，至於被迫答應的第一、二項十一條要求，袁世凱這麼說：「購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買不到手；雜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屬地，就遇到生命危險；至於警察顧問用日本人，我用雖用他，每月給他幾個錢罷了，至於顧不顧、問不問，決定權卻在我身上。其他各條，我皆有破壞之法。」
此後，在東北的日本人說：「我們日本人在東北被囚禁於附屬地界內，一步不敢出附屬地；至於向中國人購地、租地，更是談不上。」
日本顧問也說：「我等名為顧問，其實絕無人顧，絕無人問。」
簡單來說，袁世凱已將二十一條要求的傷害性降到了最低，整場外交戰役可說「雖敗猶榮」。而且袁世凱還在《二十一條要求》簽訂後，深刻體會國力不足只能被霸凌的屈辱，於是下令：「將五月九日列為國恥紀念日！」
又對左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後終於打敗了吳國，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這時我突然有個疑問：所謂五九國恥紀念日是由袁世凱親自訂下，表示有自我檢討的意味，結果現在教科書的筆法，卻把國恥日描述成好像是民眾對他不滿才諷刺制訂出來，真不知道當年編寫教材的人有何居心啊？）
由上述事件看來，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真可謂命運多舛、風雨飄搖，甚至還面對外來的壓迫和亡國危機；但諷刺的是，後來滅亡中華民國的，不是外國人，反倒是它的建國者──大總統袁世凱！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平安文化《野心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