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過程，雖然漫長曲折，但相較於許多國家，應該算是平和且成功的。暫時撇開政治惡鬥和唱衰的語言，客觀上說，台灣的民主化成就值得珍惜。
但不知從何時起，有一種相反的氛圍逐漸籠罩台灣社會的周遭，刻毒的語言暴力瀰漫各處，從政治領域到媒體評論，用語愈來愈辛辣，面目愈來愈猙獰。台灣社會近年來接二連三發生的極端暴力事件，應該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在預示台灣傳統純樸社會倫理的解體。民主如果只是一個空頭的抽象理念，而無法與原有的歷史脈絡和社會文化對話，那將是另一種形式的獨斷和暴力。「小燈炮」的媽媽說：我們需要一種從教育、家庭而來的根本反省。她的哀訴是深刻的，但卻是我們現在愈來愈遠離、愈來愈難以處理的問題。我敢說現在急急忙忙去立什麼法，或端出一項又一項的行政措施，都改變不了問題的本質。
我因而想到氛圍這件事。長久以來，我一直對台灣主體性問題有著堅定的信仰。台灣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沒有人能用任何理由否定她存在的事實與尊嚴。但，我同時也強烈反對因為要追求台灣的主體性，而用去脈絡化的方式故意扭曲台灣史的內涵，甚至用刻毒的方式去羞辱1949年被迫遷台的「外省人」。16年前就在政黨第一次輪替的時候，我有感而發寫了兩篇文章（見後附），都與清明掃墓有關，是我家族和某布農族部落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不會只是原住民的經驗而已。其實台灣原住民並没有掃墓的習俗，日據時代以前，善終者室內葬、凶死者在野地簡易掩埋，沒有標誌、沒有墓碑。清明掃墓的確是受漢人和日本習俗的影響。
重點在於：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認同、不同的史觀、不同的黨派立場；我們可以爭論、可以表決、可以上街頭；但，我們的語言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刻毒呢？要答覆「小燈炮」媽媽的訴求，或許可以從改變我們的公共語言開始，營造一個比較積極的對話氛圍。政治人物、媒體達人率先實踐，行政措施、立法設計多往這方面鼓勵。有用沒用，要靠大家共同的覺 悟與對台灣未來發展的信心。
附一：我們是一家人：Sarumahenan ta
清明掃墓，我們照例清理、祭拜黃新年大哥的墳。
黃大哥是廣西人，因戰爭的關係右腳跛了，但並不妨礙他的行動。記憶裡我從小就認識他，聽母親說他曾救治過父親腳趾的瘡毒，熟識我們家族的每一個成員，從姨祖父到我們的子女。他的跛腳是因內戰中彈，子彈留在膝蓋內太久，丹毒引發的結果。來台不久，他和幾位同袍住在部落賓朗國小操場邊的臨時住屋內，時常照顧學校裡的小朋友。同袍中，有一位姓吳，斷了右臂，左手卻寫得一幅好毛筆字；另一位姓胡，盲一眼，為人亦頗熱心。他們都成了家，孩子生得不少，有兩位是我的同班同學。在那個年代，他們可以說是部落裡少見的「外省人」。我和他們的子女都算是好朋友，摔角、打鬥，常常是同一國的。
胡、吳兩家似乎比較孤立，與部落少有接觸，也不太有閩南朋友，小學時代我們還頗不敢靠近他們的家門，但始終說不上來到底是為什麼？我的兩位同學常到我家，認識我的家人，如今雖然多年不見，童年的友誼卻是我永不褪色的記憶。黃大哥的情況和他們有很大的不同，或許是單身的緣故吧，他比較常到部落走動，先和大表舅一家熟識，接著和我們整個家族有了更親密的交往，部落的人也大都認識他。我和哥哥姊姊們的童年、青少年，幾乎都在他的呵護下長大，他成了我們的「大哥」。
馬蘭榮家建築完成之後，黃大哥就住到榮家去了。榮家占地頗廣、屋舍整齊，草皮、花木、池塘，有林園之勝，我和三姊、小姊姊常去拜訪遊覽，那是黃大哥最高興的時刻。通常他會先帶我們逛逛，再取些隔日的饅頭到池塘邊餵魚。池塘裡養的是草魚，繁殖快又肥美，隔一段時間放水捕捉，成了加菜主食。童年時代沒見過這麼多魚，看牠們撞成一堆搶奪饅頭屑的情況，算是童年頗為盛大、奢侈的玩樂。當時部落裡還沒有電視，榮家中正堂常有勞軍晚會或電影播放的活動，村子裡堂哥、表妹大大小小，都因黃大哥的招呼，可以搶到比較好的位置。「中正堂」的功能在那個時代，是貼近民眾的生活與情感的。散場後，父親駕著牛車，一家人擠成一團回家。一路上哥哥姊姊們會戲謔地模仿榮民伯伯們的南腔北調，笑談他們因跛腳、斷臂、盲眼所造成的許多滑稽動作，雖然缺德，但我們心裡都知道，在這些殘缺的肢體背後，有著大時代的悲劇與蒼涼，他們用身體記錄著一件又一件生離死別的故事……。
從進馬蘭榮家那天開始，黃大哥就堅持到伙房工作，他告訴我他不喜歡閒著等死。也因為這樣，他燒得一手好菜。每次到家裡來，總是大包小包提著榮家的大鍋菜來給我們打牙祭，特別是逢年過節，榮家吃什麼我們也吃什麼。大條的草魚、大碗的蹄膀、一串串香腸臘肉……，我後來的外省口味，大概就是這樣被養出來的。尤其他蒸的大饅頭、煮的大碗麵，影響我至深且鉅。直到如今，我只要兩天沒吃到麵食，便會無精打采，甚至頭暈眼花。
作為我們家的大哥，母親的生日黃大哥總是比我們記得還牢；民國五十九年父親過世之後，他更加敬重母親；日子一到他親自採買、親自下廚，我現在眼睛一閉，都彷彿還可以看到他在燻煙中嚐菜的情形。大姊、二姊、三姊都嫁給外省人，他即以大哥的身分仲裁溝通，讓一切圓滿。我們兄弟姊妹長大了之後，陪黃大哥餵魚的是我們的子女，在他們身上我們彷彿看到自己。
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三日黃大哥因腦溢血死在自己的床上，沒有什麼病痛。他最疼愛的三姊第一個趕到，遵其遺囑我們將他葬在賓朗墓園。今年清明，我們計畫整修他的墓地，想搭蓋一個家族的靈骨塔，預備將黃大哥和我們逝去的祖先擺在一起。母親說：生的時候在一起，死了以後也在一起，這才真是一家人，Sarumahenan ta！
（90．5．24）
附二：誰來陪我一段
立法委員瓦歷斯．貝林創立的「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四月間舉辦了一場「原住民影像競賽暨部落巡迴展」，首獎作品是布農族莎瓏小姐拍攝的紀錄片《誰來陪我一段》。影片故事簡單，鏡頭的敘述沉穩、平實；然而淡淡的哀愁背後卻透顯出強大、溫厚的人性力量。
正如莎瓏小姐得獎感言中所說的，影片的內容其實只是記錄東埔部落所發生的一個小小事件：一位老芋仔死了，部落的人為他舉行簡單的基督教葬禮。過程中甚至沒有清楚地交代這個老芋仔的生平往事，籍貫是哪裡？有些什麼值得記憶的事蹟？他在影片中的面貌是極為模糊的……。我們只能從布農族人推測的轉述中，知道他是上一個世紀前半葉中國內戰所導致的離亂悲劇中，又一個無奈的例證。少年當兵，轉戰南北，命運將他帶到台灣這塊島嶼邊緣，一去半個世紀。在輔導會的安排下，來到中部深山，墾殖瓜果；孑然一身，卻與純樸的布農人相知相惜、相濡以沫。就在他人生的最後階段，部落族人堅持以家人的身分，為他打理，陪伴走完生命的終結。這或許是他憂苦的一生中，最溫馨、最繁華、最尊嚴的一次。 榮民之家的官員說，葬禮原本是他們要負責辦理的，但部落族人卻堅持不肯，只好配合。族人說：老芋仔在世時不願到榮家，死了卻讓他們處理，那怎麼可以呢？我們雖然很窮，但至少是他熟識的，不會讓他感到寂寞……。
於是葬禮就在部落舉行，村子裡的人大大小小都來了。基督教的儀式，牧師證道，聖歌揚起，族人淚下如雨。他們非親非故，卻因卑微的人性感應，成了一家人。婦人說：耶穌是愛，我們要讓他知道：耶穌愛他。簡樸的靈堂，無華的語言，竟讓人感到基督無比的臨在。 男人們扛著棺木，將老芋仔葬在部落附近的叢林。我知道每一年的清明，必定有人會來到墳前，唱布農的聖歌，為死者焚香禱祝。
二十幾分鐘的紀錄片，就此結束。但，我那被感染的情緒，卻如蕩漾的漣漪，一圈又一圈地蔓延開來。 像老芋仔這樣的遭遇，其實是台灣近五十年來經濟奇蹟和政治意識形態所掩蓋的人性邊緣記憶。民國六十年代起，政治本土化的浪潮，夾雜著「台灣人出頭天」的省籍意識，老芋仔們迅速被所謂「中國豬滾回去」的口號，擠到歷史光譜最幽暗的一端。猶如新教條，再一次踐踏人性的價值。說來可憐，百年來的中國，先是外國人的欺凌，接著是國共黨派的撕裂：彼岸有共產思想與文化大革命的人性翻轉，此岸有自我否定的種種意識形態。這對那些純樸、邊緣的七十多歲老芋仔，何其無常啊……。昨是今非，今是昨非，或許是政治的現實；但，誰來捍衛人性的尊嚴？如果「民主化」不能為我們建立一條起碼的人性防線，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追尋，終究是一場虛幻……。
也許，始終置身於邊緣的台灣原住民最能看清這一點吧。剝除依附在人性上的種種外衣，將歷史、文化與政治立場等等一一放下，人與人的相遇似乎才能回到它最應該「是」的起點。影片中，布農婦人說：我們愛他，耶穌也愛他。在這樣的光景底下，愛，不再是抽象的，既簡單、直接又具體，給人力量，使人感動。 瓦歷斯．貝林委員說：在泰雅族和布農族的傳統社會裡，親人死亡僅屬於家族的事。基督宗教的傳入，似乎改變了這個情況。在禮拜和彌撒的儀式中，全部落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為亡者祈禱，這對泰雅和布農族來說，乃是一個全新的經驗。看來，基督信仰，不僅讓東埔的布農人溫柔地接受了外邦人，也讓全部落的人聚集在一起陪他走完人生最後的一段路。這裡獻上的犧牲，不再是馘下的頭顱；陪伴的人，也不再單是某一個家族。原住民正在醞釀一個新的文化生命，一個被超越和愛所滲透的生命。（90．5．10）
＊作者為監察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