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是前總統蔣經國逝世三十週年,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下,官方似未舉辦相關紀念活動,可以理解,但蔣經國畢竟是一個對臺灣政治、經濟及民主發展影響深遠的人物,與我的新聞生涯也有所交集,論及過往編輯台的風雲歲月,不能不談談這位曾經權傾一時的「經國先生」。
蔣經國時代,早已成形
所謂「蔣經國時代」究竟起自哪一年,論者不一。有人說,一九七五年,「老蔣」總統逝世後,蔣經國大權一把抓。事實上,蔣介石死前十年,也就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他擔任國防部長開始,已經將權力伸向黨、政、軍,無所不管。如果再往前推十五年,一九五○年,他擔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即現今政治作戰局局長),幾乎已經軍權在握了。
何止軍權,他那時還擔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這是什麼職務?簡單地說,就是特務頭子,也就是情報機構的總管。
臺灣從五○年代到解嚴為止,無論是軍方、政界、學界、新聞界,都籠罩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幾乎處處都有特務的影子,許多敏感的行業,甚至可以「小心,特務就是你身邊」形容,即使人在國外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記得我於一九七八年應邀赴美訪問,途中曾參觀哈佛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館中陳列有兩、三天份的「人民日報」,基於好奇,不免翻閱一下。不料,回到臺北後,居然被告知:「你在哈佛圖書館看了『人民日報』,已經列入紀錄了。」
這個龐大而無所不在的特務網,就是蔣經國最大的「成就」,也是奠定蔣氏父子統治臺灣的基石。蔣氏晚年,臺灣黨外運動崛起,其理論訴求之「白色恐怖」即出於此。
及至一九六九年七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為嚴家淦),他的權力已伸展到金融、財經與外交。次年四月訪美,除與季辛吉密談外,並拜會了尼克森總統,足見美國政府也深知臺灣的權力中心已轉移至這位副院長手中,他的父親因老邁而逐漸有名無實了。他在訪美行程中,於紐約遇刺,遭臺獨分子槍擊未遂,更提升了他的國際聲望。擔任副閣揆三年後扶正,臺灣無形中進入了內閣制,前後長達六年。
威權統治,調查員潛伏報社
因此「蔣經國時代」究竟從何時起算,難有定論,但從一九五○年出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開始,臺灣的新聞工作者幾乎每天離不開這個名字,無論見諸報端或其他傳媒,其密度一天天擴大,卻是不爭的事實。
以我個人而言,既在新聞界工作,當然不喜歡這種被政治力束縛的精神虐待。一九七二年,我出任高雄《臺灣時報》總編輯,報社裡就潛伏了兩位調查局派來臥底的特務。他們知識程度雖高,卻甘願屈就於低職位,我很快就看穿這個不合理的人事安排,他們於是向我坦白不得已之處,大家哈哈一笑,也就相安無事,一旦遇有重大新聞,諸如推動十項建設、金融危機、老總統逝世、臺灣退出聯合國等事件,他們私下會叮嚀我一些應該注意的細節,我深知他們是奉命行事,並不責怪他們,只是深感做為一個新聞人,新聞自由竟然交由幾個小人物來指點操縱,新聞人的尊嚴可謂喪失殆盡。斯時,我的內心不得不傾向於「黨外」運動。
一九七七年七月,我自臺灣時報轉任臺中的臺灣日報總編輯,當時「臺日」老闆由夏曉華轉為傅朝樞。傅原任律師,是個極有心計的人物,擅於翻雲覆雨的官場交道。他的「後台」堅強,文有蔣彥士,武有王昇,私交背後則是特殊的政商關係。奇特的是,縱然報老闆具有如此「不凡」的背景,但當時「臺日」的政治立場卻傾向追求民主自由。不僅桃園、雲林兩處分銷單位分由「黨外」的許信良及蘇洪月嬌負責,甚至明目張膽支持黨外活動,為呂秀蓮、蘇南成助選,尤其許多專欄都是反國民黨的學者執筆,而官方竟未強烈反應,令剛任職「臺日」的我,自有如魚得水的快意。
這一年,老總統已逝世兩年,嚴家淦也做了兩年代總統,一九七八年即將選舉新任總統。當時新聞圈中,對於嚴家淦的「傀儡總統」角色,早成共識,各方都認為,大權在握的蔣經國,一番行禮如儀後,參與該屆總統選舉自是「不在話下」。但奇怪的事發生了。七七年十一月底左右,國民黨文工會傳出訊息,希望各傳播媒體、包括報紙、電視、廣播等,切勿報導蔣經國出馬參選總統的任何有關新聞,引起各報臆測紛紛,也相互打聽,究竟發生什麼事?是否蔣經國決意續任行政院長,徹底實施憲法的「內閣制」?文工會下令後,從十一月到十二月,無一家報刊、電視或廣播討論這個舉國關心的大事。
勸進之文,震動媒體界
十二月十八日中午,我接到傅朝樞的電話,要我於下午三點趕至報社,有要事相商。我準時到達,在座僅有傅本人及總主筆蔡某。我坐下後,奉茶完畢,傅開口:「我們今天要趕寫一篇社論,呼籲蔣院長出馬競選第六任總統。」我立即反問:「文工會不是下令各媒體噤聲嗎?我們一馬當先,會有什麼後果,必須認真考慮。」傅聞言,嘴角微微上揚,露出帶著幾分邪氣的笑,答曰:「你這是書生之見也,我的內幕消息是經國先生必然會出來選總統,根據常理推斷,總統也非他莫屬。」然社論是總主筆的主管範圍,與我無關,既然要寫,也應由蔡總主筆主稿。但傅朝樞竟說:「這篇社論太重要了,我們三人(包括他自己)各寫一篇,晚上九點交稿,最後大家覺得哪一篇最好,就用那一篇。」
雖然心中十二萬分不願,但也只能回到辦公室伏案寫稿。晚上九點,我們三人又聚集董事長室,他看了我與蔡先生的文稿,慢吞吞地說:「我看國基兄這篇最能配合目前的國家形勢,就用這篇吧!我寫的那篇就不必看了。」說完,他把幾張稿紙直接塞進抽屜裡,我猜,他根本沒寫這篇稿子。
這篇「勸進」的社論,今天看來真是肉麻,但講得頭頭是道,題目是:「天與人歸,責無旁貸」,副題是「請蔣經國先生出任下屆總統候選人」。以下抄錄一段,供讀者品評:「盱衡國家內外形勢,目前之處境可比之為怒海孤舟。溯自民國六十年,我宣佈退出聯合國始,國際姑息主義瀰漫全球,各方橫逆加之於我者不可勝數。季辛吉屢朝紅京開其端,而尼克森與毛共發表『上海公報』則形成高潮。斯時舉國上下,心志沮喪,徬徨莫從,幸 蔣公在位,國賴未傾,然能導使此一局面化險為夷,並自外交逆境中猶能創造經濟奇蹟為外人所刮目者,其一切政策之制訂策劃,無不出自經國先生之手。他於危疑震撼之秋奉命組閣,於風雨飄搖之際參與密笏,卒使中華民國屹立於太平洋上,全國軍民再度恢復信心。……未來中華民國之成敗固決定於此領導之人選,寶島人民之生存,與數億大漢子孫之自由或奴役又何嘗不決定於此。蓋一人繫天下之安危,一人繫生民之存亡,我們之所以要大聲呼籲國民黨提名蔣經國先生出任第六任
總統者亦在此。」
十二月十九日社論見了報,我的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不敢確定是拍了馬屁還是闖了禍。晚上到編輯部,傅先生見到我,笑嘻嘻地說:「太棒了,蔣院長上午就看到這篇社論了,他的反應只是笑容滿面,未作任何評論。」我問:「你怎麼知道這個內幕情報?」他笑說:「我自有消息來源,暫時保密。」幾年後,他在紐約告訴我,他的「內線」就是蔣彥士,我大笑說:「原來如此。」
這篇「勸進」的社論見報後,各報大驚,不是不准談論蔣經國參選總統的問題嗎?為何臺灣日報刊出一篇長達兩千餘字的社論,文工會竟然一點反應都沒有?他們當然悟出其中的奧秘,所以接下來幾天都有勸進的肉麻文章見諸各報。後來的發展無庸細述了。
蔣氏逝世,執筆追悼文
蔣經國當了十年總統,這個十年,我都在美國度過,他的政績與作風,我只能從報端得悉,缺少直接的接觸與感受。最巧的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自美返臺,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兩個月不到的時間,蔣氏於次年(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逝世,而中時那篇悼念的社論,也是由我執筆。
這一天,下午上班時,已聽說國民黨晚間將召開臨時中常會,余紀忠先生(時任中常委)打電話告知編輯部:「今晚可能有重要新聞。」大家於是屏息以待,社論也只能備稿,無法定稿。晚上九時許,余先生返回報社,宣佈蔣經國逝世的消息。事實上,我們在七、八點左右已獲知這個大新聞,只是不能證實而已。余先生立即召集所有報社高幹,研討新聞處理的方式,當然必須配合一篇應時的社論,他特別請王作榮教授到報社提供意見,並希望王執筆撰寫這篇重要的文章,不過最後討論的結果,這項工作又落在我的身上。
時間太匆忙了,晚上十點左右動筆,十二點前必須殺青交卷,我前面說過,我離臺赴美十年,對經國先生任內的功績並不熟悉,也無現場感,此時執筆為文,思緒一片空白,思及應景文章,歌功頌德為主,肉麻當所難免。抄錄一段供讀者參考:「經國先生竟因積勞成疾,捨其所熱愛的國家、熱愛的全體國人而去。我們恭聆遺囑,諄諄以『堅守反共復國決策,並望始終一貫積極推行民主憲政建設』,囑咐全體國人。……今天我們國人所要戮力以赴的,是如何使經濟保持成果,並不斷的發揚繁榮;如何使政治革新不斷的推動,以躋於現代民主國家之林;再進而以我們的成就,作為標竿,影響大陸民心,早日完成中國統一的大業。」
這篇文章語意八股,文字亦無魅力,比之十年前的勸進之作,氣勢與論述均無足觀,次日見報,頗感慚愧。
天意巧合,勸進之作與悼念之作,都是我執筆的「大作」,說來也算與蔣經國有緣了。
政治不鬆手,全力推經建
經國先生去世三十年了,我從事新聞工作約四十餘年,整個「蔣經國時代」與我的「新聞時代」大致重疊,眼看他從權力的階梯步步高升,眼看他一手控制臺灣的學術、文化、教育、新聞各界,肇致臺灣的文化自由只剩一半,也肇致臺灣的知識分子心生怨懣,只要有機會開窗透氣,無不希望把窗子儘量開大,讓空氣流貫整個身心靈。
比之中國大陸,我們算是幸運兒,因為畢竟還有幾扇透氣的窗扉,大陸則完全呼吸不到一絲新鮮的空氣。經過三十年的沈澱,蔣經國的功過,應該可以理出大致的輪廓。他的統治手段,比之他的父親,既高明又詭詐。首先,他將政經分離,甫接任行政院長時,便提出「十大建設計畫」,以及宣佈「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次年由於國際油價波動,他又提出「穩定經濟措施方案」。這幾項政策的推動,使臺灣從七○年代開始,逐漸步入了「經濟奇蹟」階段。
然而,政治方面,他始終未作絲毫放鬆,繼續戒嚴,繼續廣佈特務,繼續用救國團的名義滲入高中以上學校,繼續由文工會主導文宣工作,當時各新聞機構人員出國,需先向文工會報准後,才能依行政程序交新聞局及入出境管理局辦理。歸納而言,當時臺灣的經濟是開放的,鼓勵生產,促進外銷,賺取外匯;而政治、教育、文化則是管制的,嚴絲合縫,絕不容放縱。那時,各大學不容互相交往,校際間絕無共同的組織,除了校際比賽,連球隊都不准有聯隊出現。大學中的課外活動,由「課外活動組」管理,而管理人員清一色出自國民黨或救國團。大學畢業男生必須入伍接受「預備軍官」訓練,其實是思想考核與灌輸「愛國思想」。
縫隙透風,開放留學與媒體
公平而言,「經國時代」也有兩件事頗值得讚頌,而且影響深遠。其一是不管制留學,其二是開放兩家私營報紙: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絕不可輕視這兩項不起眼的政策,因為開放留學,當時大學畢業生出國的數字相當可觀,以臺大工學院為例,六○年底的出國留學生(大部分到美國)約佔全體畢業生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這麼高比例的留學風潮,一方面減輕臺灣的就業壓力,一方面大量儲備了高級科技人才,因此,八○、九○年代,臺灣發展高科技產業以及新設大學之際,均未見人才斷層現象。比之中國大陸的鎖國政策,能不歸功於蔣經國乎?
至於兩大私營報紙的開放,更有多重意義。當時的電視節目內容貧乏,而兩大報由於相互競爭,深知政治新聞必須遵循黨政的約束,於是儘量朝副刊與專欄方向突破,中國時報六○年代由高信疆主持副刊工作,大量引進海外專欄,不僅拓展了讀者的視野,也間接促進了讀者對各方面問題的思考與討論,無形中,大大打開了臺灣的視窗,讓海外的知識、見聞、思想、學術、文學浸潤臺灣知識分子的心,加之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月刊」以及後來的「文星月刊」,將民主、自由的種子灑到每一個角落。八○年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黨外雜誌」極為暢銷,然細審其內容,多未超出「自由中國」或「文星」的理論主軸,及至後來激進派的興起,不談民主、法治,不談文化傳承,不談國民黨的功與過,只是一味仇恨,講些不成邏輯的歪理,毫無包容胸襟的論述,則等而下之了。
從某一角度來看,「蔣經國時代」等同戒嚴時代,而戒嚴畢竟還留了一隻眼睛及一隻耳朵,這隻眼睛及耳朵,便是如今臺灣步上民主自由之路的動力,如果蔣經國當時向中共學習,只知高壓統治,而不知開扇門窗透透空氣,則今日的臺灣恐與中國大陸相去不遠矣。
解嚴太遲,成臺灣之憾
蔣經國晚年罹患重度的糖尿病,非但不良於行,而且視網膜病變,造成視覺不清,必須坐著輪椅由助理照顧,大權逐漸旁落於王昇之手。王在中央黨部成立「劉少康辦公室」,其型態、功能頗似清朝雍正皇帝的軍機處,意在架空行政院、架空國防部、架空中央黨部,他趁著蔣經國健康不佳時,將權力之手逐漸伸入軍方、行政、立法等範疇,「劉少康辦公室」等同中央黨部,等同行政院。這當然是臺灣最高權力繼承的重大危機,斯時我正在紐約「美洲中國時報」擔任總編輯,余紀忠先生為此項政治變局憂慮不已,他無法判斷臺灣政局何去何從,經常在美國寓所繞室徬徨,此事件發展過程驚險有趣,我將另闢一章專談此事。
我從事新聞工作近五十年,經國先生過世也三十年了,如果要下一個簡單的結論,我認為,他最大的敗筆是解嚴太晚,使國民黨在結構上,一方面形成本土菁英的侍從關係,一方面利用龐大的黨產作為資本,將若干獨佔的營利事業據為「黨有」,製造了一個政經結合的怪獸,同時也擴大了民間各階層的怨懣,埋下了此後反對勢力長期對國民黨仇視、對立的因子。
這個對立的形勢,後來演化為族群的敵意,迄今難解。如果蔣先生提早十年解嚴,逐漸釋放國民黨擁有的特權,一切依憲行事,社會的和諧必勝於今日甚多。
其次,他如果提早十年解嚴,趁其身體尚未病入膏肓之際,逐漸從事改革,帶領臺灣走上民主、法治的正軌,也可能重新思考大陸崛起後的兩岸國力消長的處理方式,或可避免驟然解嚴,而使臺灣走上兩黨對立與廝殺之途,政治形勢何至於此?當然,這都是「俱往矣」的後話,只能說是令人感慨不已的宿命吧!
*作者俞國基,資深媒體人,戒嚴時期曾任海內六家報紙總編輯或社長,解嚴當年返台,歷任中國時報總主筆,自由時報副社長等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意外的新聞人生:編輯台憶往》(允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