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典蓉專欄:讓民進黨坐立難安的烈士魂-施明德

2024-01-18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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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德被譽為「台灣的曼德拉」,但他也為此付出沈重的代價。(資料照片,蔡親傑攝)

施明德被譽為「台灣的曼德拉」,但他也為此付出沈重的代價。(資料照片,蔡親傑攝)

施明德日前去世,他一生的貢獻無法用「前民進黨主席」窄化,畢竟施明德堅毅不妥協的作風,可說是讓民進黨一直如芒刺在背、尷尬的存在;然而,若尊稱施明德是「台灣曼德拉」,這卻又是何其沈重的讚譽,台灣版的「大和解運動」,將施明德釘在「台奸」的十字架上,這也正是台灣民主運動從開闊到狹窄走向仇恨政治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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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台灣這幾年的「政治正確」標準而言,施明德的一生實難以界定,作為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叛亂犯,這是民進黨政府時期的光榮勳章,如果施明德在第一次做牢時就去世,他的歷史定位將成為民進黨政府願意接納的「白色恐怖政治犯或受難者」,但即使這一點,他都和綠營當道格格不入。

自許是反抗者的施明德受訪時曾說,「我們對228事件的解讀都是錯誤的,當時那些勇敢赴死的烈士並不是受害者,他們都是民主的魂魄,但台灣人至今不願面對真相的原因在於,已習慣長期被統治,且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祖先是『造反者』或『叛徒』,因此稱他們為『冤魂』,也比較容易博得同情。而另一方面,現今的掌權者,同樣也不願認同這段抗爭者的過往,因他們擔心,人民會因此模仿,所以不願談論『烈士』。」

正是因為血液中的反抗者精神,施明德才會在坐牢15年出獄後再度涉險投入黨外運動,這次的後果就是台灣歷史的重大轉折點-美麗島事件;施明德的一生之所以和台灣民主運動生死交關,在於他帶領美麗島運動起的幾個WHAT IF,第一個WHAT IF,如果沒有施明德的投入,將黨外運動與群眾運動結合,美麗島運動有可能聲勢快速升高、最後遭到當局的打壓嗎?當時有一種聲音認為,因為當局透過震壓美麗島運動而趁勢羅織了已逐漸嶄露頭角的黨外菁英,美麗島運動繼二二八事件後再度造成黨外運動的重大挫傷;然而,歷史證明,當時已是「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民主前夜,從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到令人動容的美麗島大審,都成了催生民主的火源。

第二個施明德跟台灣民主的WHAT IF,就是施明德1995年擔任民進黨黨主席時在美國舉行國際記者會,發表「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民進黨執政,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灣獨立。」的重大宣言,當時曾為施明德分析華府戰略的陳文茜表示,施明德知道,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必須賦以新的詮釋,否則美國會用盡各種方法,阻止民進黨執政。施明德這一段談話後來成為民進黨重要文件《台灣前途決議文》(1999)的藍本,排除了民進黨執政將推動台獨的罩門,終於帶來2000年的政黨輪替。如果不是頂著台獨光環的施明德踏出第一步,為民進黨排除了反體制(不承認中華民國卻要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的危機,台灣首次政黨輪替是否能如此平順,就是一個大大的WHAT IF。

即使如此,對施明德的無情攻擊卻隨之而來,有人到民進黨中央舉布條要「台奸」滾出黨中央,任何挑戰基本教派者受到這樣的羞辱也許不稀奇,但是對於從青春時期就開始因台獨主張而坐牢的施明德而言,這是莫大的諷刺,難怪他在去年初聽到賴清德黨主席就職時念出他當年的宣示時,既欣慰也感傷的說,「這句話他説來輕鬆,但世人,尤其民進黨黨公職可敢回想:說這句話的來時路有多辛酸?」

第三個施明德跟台灣民主的WHAT IF,是一佪未完成的篇章,卻也是台灣仇恨政治的濫觴,如何解讀這一段政治歷史,至今難有定論。

1995年施明德連任立委後,在當時三黨不過半的立法院推動「政治大聯合、社會大和解」,並結合民進黨與新黨角逐立法院正副院長,史稱「二月政改」,最後雖因扁系張晉城跑了一票而功敗垂成,但在近30年後台灣再次出現三黨不過半時,當時的結盟運作仍然是個經典。第一、搶攻立法院副副院長當然是爭取權力,但爭取權力的目標是動搖長年執政的國民黨,有其正當性。第二、在此之前台灣少有政黨合作前例,光譜分居統獨的民進黨能和新黨合作,有超越統獨的意義;然而,真正具大和解意義的是省籍的和解,民進黨早年喊著「台灣人出頭天」,有著本省人出頭天的意涵,新黨雖自稱是中產階段,但不諱言外省第二代居多,當民進黨與新黨大和解,不但是在立法院合作,也象徵著社會的大和解。正如施明德所言,台灣在獨裁威權走向民主自由的過程中,白色恐怖的歷史傷痕和外省人原罪的沈重負擔,壓得台灣社會難以走出長期戒嚴的心裡創傷。台灣必須踏出寬恕的步伐,誠懇對待歷史真相,和解是台灣唯一的出路。

大和解雖然功敗垂成,但民進黨仍是最大受益者,陳文茜形容,民進黨1993年縣市長選舉就已有4成3的得票率,但到了1997年更拿下4成8得票率,是民進黨成立以來首次在縣市長選舉中拿下過半席次,當時許多選票的成長就來自於新黨支持者。

雖然如此,「大和解」其實是讓施明德和民進黨或深綠陣營漸行漸遠,他還在民進黨時就經常要承受「叛徒」、「背骨」各種詆毀,當時一位在學界聲望甚高的台獨大老批判施明德不遺餘力,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施明德不無傲氣的說,「因為我當年敢為革命獻身,他們卻不敢站出來。」施明德說出了微妙的心理補償機制,然而,多數的仇恨政治其實簡單粗暴得多,訴諸族群的仇恨動員,當然比談和解更有力及有利,也更能選舉動員。

這樣的仇恨動員在10年後施明德發起反貪腐、百萬人民倒扁運動後達到高峰,面對各種造謠和抺黑,施明德和妻子陳嘉君不敢寄望歷史會為他們平反,而是一筆一筆的透過法律途徑找回公道;最可嘆的是,台灣原來有機會走向開闊、寬容的民主,在施明德推動大和解運動遇到逆流後就逐步走向封閉。施明德人生未解的一個WHAT IF是,如果當年「二月政改」沒有跑票,大和解運動沒有退潮,2000年還是可能政黨輪替,但這是一個更多元、甚至更多數支持的政黨輪替,而不是走到2024大選後、三黨不過半的今天,少數執政的民進黨仍束手無策、只會對在野黨叫囂的景況。從大和解的失落到仇恨政治成為日常,所有的台灣人民、包括民進黨,都付出重大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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