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貿易政策應該優先考慮美國工人，而非消費者。新自由主義認為，增加美國和外國公司的全球市場准入可促進競爭，降低消費者的成本，併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蘇利文認為，這種安排對公司來說要比對工人有利得多。
相比之下，根據拜登經濟學，美國的外交政策主張一系列經濟利益，從工人權利到氣候政策和稅收合規等等。消費者和競爭並不是主要關注點。
現年46歲的蘇利文在民主黨的政策圈子深耕已久。在歐巴馬政府期間，他為時任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和副總統拜登提供諮詢，之後在2016年擔任希拉蕊總統競選活動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他後來寫道，他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秉持中間派政治立場」。
蘇利文在接受採訪和與同事的交談中表示，當希拉裡在民主黨提名選舉中差點輸給極左派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然後在大選中落敗川普（Donald Trump）時，他感覺到這種中間派立場出了問題；川普的民粹主義策略針對精英階層。
像許多民主黨人一樣，蘇利文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試圖弄清該黨是如何脫離工人階級的。2007-09年經濟衰退「暴露了我們的政府未能保護公民免受無約束的過度市場化的衝擊，」他在2018年的網路進步雜誌《民主》（Democracy）上寫道。
他對於自由貿易的抨擊最為猛烈，在他看來，之前兩黨都奉行自由貿易卻沒有顧及工薪階層或關注中國對規則的破壞。如果建制派大佬要主張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蘇利文會質問他們是否了解這個協定的內容；TPP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自由貿易協定，最初由歐巴馬政府談判簽署，而後川普宣布退出，該協定目前有12個成員國。
蘇利文對國內種種問題的診斷後來又融合了一種不斷強化的觀點，即美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對華接觸政策是失敗的。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沒有變得更加開放、自由和以市場為導向，而是更加壓抑，並且為追求科技主導地位不惜一切。
蘇利文認為，對於如何與中國競爭，在經濟上顯然可以借鑑美國當年應對蘇聯挑戰的方式。他和Harris在他們2020年的論文中寫道，冷戰期間美國的戰略設計者認為，「要想在競爭中戰勝蘇聯，就必須摒棄大蕭條之前開始實施的那種自由放任的經濟理念」。
二戰之後，美國聯邦政府對州際公路等基礎設施以及半導體和衛星等技術的投資遏制了來自蘇聯的威脅，同時刺激了國內經濟的廣泛成長與創新。
蘇利文承認，這兩種情形並不完全吻合。他在2019年與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撰文稱，與蘇聯相比，中國「在經濟上更強大，在外交上更老道，在意識形態上更靈活」。儘管如此，他們寫道，應對中國的威脅「將需要美國像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那樣調動國內資源」。坎貝爾現在任拜登的亞洲政策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