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愛琴：個人有個人的選擇，他內心承受得太多了。很多人問我怎麼熬過來的，具體我也說不出來，但那時就是有個念頭—不能死。那些人誣陷我父親和家人的（內容）我一個字也不信，我堅信真相總會大白，我得等那一天。
新京報：從父親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10年，一直是這個念頭支撐你？
劉愛琴：經過文革，我母親這三個孩子就剩我一個。有個場景一直反覆出現，我們老家是湖南，當地的農民寫信給父親反應農業生產的問題，他都一封封親自回信，還託人帶話說如果農民寫字不方便，就直接來找他說。政治上的東西我不懂，但爸爸一直在為老百姓做事情，我相信這些事是會被後人知道的。
晚年，希望孩子遠離政治
新京報：父親被平反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劉愛琴：那段時間，對於一個女兒來說，太長了。反正是該等的等到了。
新京報：之後你寫了關於父親的書？
劉愛琴：有出版社聯繫我，後來就寫了《我的父親劉少奇》，算是一個追憶和懷念。
新京報：你的人生很多時候被父親決定和牽連，加上他的嚴厲，心裡有沒有怪過他？
劉愛琴：父親始終是父親，他的很多決定，在他的角色看來，有他的理由。一個女兒怎麼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沒有怪過他。至於牽連，那是時代的悲劇，不是父親的錯。
新京報：經歷困難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假如我不是劉少奇的女兒、我生在尋常百姓家就好了」？
劉愛琴：怎麼不想？想過很多次，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兒，一生就不用這麼辛苦了。但我也沒覺得，是劉少奇的女兒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也不抱怨這個。
怨恨誰呢？
新京報：心裡沒有怨恨？
劉愛琴：怨恨誰呢，時代造就的悲劇，早就看淡了。幾年前我還回過一次內蒙古，和文革中審查我的人一起吃飯，有些人已經不在了，心裡沒有怨也沒有恨，都過去了。
新京報：現在的生活如何？
劉愛琴：生活挺安寧的，我享受現在的安寧，我們這批去蘇聯的孩子定期聚會，上次俄羅斯大使館發完紀念章，第二天我們就聚會了，做俄羅斯菜，唱當時的歌，大家都用俄語交流，跟小時候一樣，挺開心的。平常我特愛遛彎兒，早幾年，清早5點就起來，坐地鐵到頤和園，溜躂一大圈兒。也喜歡看書，最近我總譴責自己，七七八八的活動太多，好久沒看書了。
新京報：幾個孩子呢？
劉愛琴：他們都長大了，最大的已經60多了，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我們家有第四代了，快一歲了，四世同堂，挺好的。
新京報：會願意小輩們從政嗎？
劉愛琴：不願意。我父親以前總說我不懂政治，活了大半輩子，我也沒真正地懂政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遠離政治，平安開心地生活，就很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