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的「傷痕」有多深？對孩子怒吼的父母、體罰學生「少一分打一下」的老師，都可能造成孩子心中難以抹去的陰影，而日前返台推廣「創傷知情」觀念的旅美心理師胡嘉琪，看見的不只是這些「大人」對孩子的壓迫，也看見他們心中的傷痕：
「很多老師可能是長期身上帶一些創傷壓力。我把創傷壓力比喻為『地雷』，就像今天金門的海邊還有很多地雷埋在那裡，我們不知道地雷在哪裡，只知道底下有埋地雷，今天不知道怎樣的狀況發生，他就會引爆……」
著有《從聽故事開始療癒》一書的胡嘉琪，大學讀的是理工科，後來轉行一路攻讀心理碩博士、領有台灣與美國相關執照，飄洋過海到美國郊區開設個人諮商工作室的同時，一年也會返台數次開辦講座。
今（2018）年5月胡嘉琪返台接受專訪時，分享的是「創傷知情」這個目前仍在推廣的新觀念。一般人或許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略有耳聞，例如九二一大地震這般重大天災可能造成極大身心創傷，久久揮之不去，然而在胡嘉琪看來，「創傷」未必是一次重擊造成的，幼時跟媽媽分離、看同學被罰站、長期被排擠都會一點點累積壓力，終致爆發甚至傷害他人，而胡嘉琪多次返台演講，正是期望人們看見這些傷，進一步讓受傷的人得到幫助。
「我們可能從小就把孩子放在創傷壓力裡」
活著或許就是逐漸累積創傷。一般談「創傷」，人們想的可能是暴力、性侵、天災等重大事件帶來的後遺症，但胡嘉琪說，創傷有大有小，日常生活中一點點累積起來的壓力也會慢慢裝滿、衝破身心的容納之窗（windows of tolerance）。
「我們可能從小就把孩子放在創傷壓力裡。」胡嘉琪舉例，當幼兒必須斷奶時，有些長輩間流傳的秘技是跟媽媽隔離兩個禮拜，媽媽看不到孩子、孩子看不到媽媽，聽說這樣小孩會比較「好帶」，但背後原理是──孩子在最需要媽媽的時候不斷哭鬧抗議、知道「不管我再做什麼，都得不到我想要的」，之後產生無力感，學會去順應環境，這便是一種創傷壓力。
胡嘉琪指出，從育兒還是校園其實都有很多這樣子的「策略」，但她無意批判，畢竟古早環境一個農家可能生7–9個孩子，「每個都用人本的方法去帶，你哪來的資源？」又例如以前一個班級可能有50個孩子，才不得不發展出這樣的帶小孩策略，這是「情非得已的生存之道」。
對孩子造成創傷的大人，背後也有個「為什麼」。例如有些老師帶學生的方式是「少一分打一下」，胡嘉琪認為背後原因是當年聯考環境所致，分數是唯一決定生死的標準，少一分可能就是上榜與落榜的天壤之別、不是生就是死，這也是一種「創傷」；而經歷創傷的學生長大成人、變成老師以後，若還記得當年創傷，認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有很恐怖的後果」，就會演變成「少一分打一下」的教育模式。
「壓力累積到無法負荷，遭殃的通常是孩子」
胡嘉琪將創傷比喻為「地雷」，當地雷不小心引爆，人就很可能會做出各種失控行為。例如這次返台胡嘉琪聽聞一起校園體罰，體罰學生的老師其實有長年被排擠的經驗，在課堂上碰到「最後一根稻草」，就失控了：「當下暴衝的憤怒會讓某些老師失控，明知道打下去會變成社會頭條、明明現在學生手上還有手機耶」。
即便沒有體罰、沒有踩到法令界線，師長也可能造成對學生的傷害。胡嘉琪回憶，她讀國中時老師會罰全班一起去跑操場，但跑的過程不會被罵、跑太慢也不會被罵，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開心的「放風」時間，但若是單一學生被揪出來當著全班的面羞辱、罰站，身心就可能被逼出前述的「容納之窗」，對身邊目睹這過程的孩子來說可能也會有創傷，「孩子很懂的，在沒有違反當今規定的情況下，老師還是有可能創傷孩子的。」
路邊吼小孩、打小孩的父母，在胡嘉琪看來也是一種創傷累積下的失控：「可能吵到讓父母覺得無法去勸他、控制他，父母就失控了，暴打怒罵小孩……這在創傷知情的概念下，已經不只是『不好的小孩』或『不好的爸媽』，這是一個系統，很多人會在系統被引爆到失調。」
胡嘉琪所謂的「系統」，是個創傷壓力在其中不斷流動的系統，當壓力產生、累積到其中一人無法負荷，便會爆發而流動到另一人身上，而遭殃的通常是孩子：「小孩永遠是系統中的弱勢，最經典的就是台灣媳婦，公婆那邊給了壓力、丈夫又給壓力，壓力就變成轉給孩子，變成『路怒父母』的經典個案都是這樣的」。
「要幫助受暴者，就該在校園推動『創傷知情』的概念」
創傷帶來的影響可能久久揮之不去，例如胡嘉琪曾在美國接觸過一名已婚婦女（下稱A女）。A女已結婚10多年，深知另一半對她的愛，但時常覺得另一半要殺她、要害死她，A女甚至會激動到砸椅子，諮商後才知，她在少女時期、13歲開始長期遭受當時男友的暴力。因為很怕被男友打，她連吃洋芋片的時候都要慢慢放到嘴裡、弄濕以後才吃下去，因為不敢發出聲音，怕惹怒對方。
「即便是30歲以前的事情，當她的創傷壓力再一次被引爆，那個『說愛我的人會來殺我』的感覺會被引爆，她就會很痛苦，不知道眼前的人是不是這樣……」胡嘉琪嘆。
因為長期被打，換了男友還是被打，A女升上高中時很少去上學，最後也沒畢業，對此胡嘉琪感嘆，若要幫助受暴者，就該在校園推動「創傷知情」的概念。
從外在來看，A女大概是師長所謂不認真唸書的「壞學生」，但對這樣的學生貼上標籤、逕自認定她「不上進」，對改善狀況沒有幫助，該問的應該是「妳到底發生什麼事」，畢竟「那過程連她媽媽都不知道，她也不敢跟媽媽講，她怕那個人會來找她」。
胡嘉琪又舉例，曾有一個年輕男孩B男會在學校鬥毆、躲進廁所用削鉛筆刀割自己，父母對此非常恐慌，「父母嚇死了，想要控制他，環境中不可以有任何削鉛筆刀，學校要裝監視器」，但諮商後才知B男從小有重病、覺得自己被遺棄的感受，為何拿刀割自己，是因為「疼痛會引發腦內啡的釋放，會比較舒服，可以降低恐慌」。
「若不能讓整個社會做創傷知情，隨機殺人事件會更普遍」
一切被視為「異常」的行為，背後都或許都有各自不同的創傷，施暴者也是。胡嘉琪說，當體罰、家暴案件發生，一般而言或許會想到的是「這些教師不適任，校長要下台負責」，但身為一名心理師，她期望的是怎麼樣能夠在家庭、學校、機構、醫院、少年安置院這些地方開始去看見整個「系統」的創傷壓力。
若要保護孩子，胡嘉琪說，該做的或許不只「責怪大人」，而是去理解大人的傷痕何在，去支撐受傷的大人，例如幼教環境惡劣一事在台灣、美國都是如此，低薪過勞造成老師的創傷，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其實是一連串的創傷反應，而解決這一連串的反應，第一步是「除雷」。
「復原是有可能，但復原都是用『年』來做單位，不會是一個月，不過身心治療可以很快用一、兩個月教他怎麼去『踩煞車』。」胡嘉琪以越戰地雷比喻創傷，戰時越南鄉間埋下大量地雷，這些地雷可能幾十年都除不完，但若能意識到地雷的存在，至少可以標示出地雷區、避免人們誤入雷區炸死自己。胡也提醒：「丟一個地雷的成本很低，除一個地雷的成本非常高。」
種種「地雷」讓社會付出的成本也超乎想像。胡嘉琪嘆，醫療工作者也常飽受病人身心狀況折磨，高風險的土木工程師也可能累積很多創傷壓力，若是讓這些人身心失調，會無法保護好各路好不容易培育出來的人才，「如果我們的國家要去珍惜這些人才的話，理想上希望這些系統是創傷知情的。」
「我想做的，是讓大家了解創傷壓力的多樣的風貌。」胡嘉琪說。明明已經定居在美國卻仍不斷回台灣舉行工作坊，她希望的是社會能意識到種種傷痕的存在，尤其台灣環境日益惡劣，公平機會越來越少、環境越來越嚴酷，「若我們不能讓整個社會做創傷知情，以後隨機殺人事件不會這麼罕見，他會更普遍」。
傷口不會是一次造成的，可能是從一次次失望、孤立堆積出來的巨大傷痕，唯有正視創傷，才可能跨過地雷引爆的悲劇。而胡嘉琪在努力的目標之一，或許正是希望社會看見各種行為背後的「為什麼」，看見人們各自不同的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