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著對「台灣學運」的批判，王墨林也指出，有些人說參加過野百合或太陽花，但他認為這些都不是70年代的學生運動，野百合時他在世新教書，也有去到中正廟看過，後來是賀德芬帶學生去找李登輝談判，「這不成熟嘛，還要奶媽帶著！」他提到，曾有日本朋友來看，問說這是學生運動？王墨林回答是，日本朋友就笑了。王墨林痛批，「學生運動至少要丟東西吧？是像戰場一樣，沒有濺血就不是啦，是要抱著必死的決心啦。」
對此論點，王墨林也舉出對照案例，反問日本赤軍有沒有人在安保鬥爭失敗後，跑到朝鮮、跑到巴勒斯坦、跑到山裡去搞革命？他認為，解嚴後一代出來的年輕人一個比一個乖，「我一點都不相信他們的惡、他們的壞，這些東西都拿來放在文創、消費的文化系統裡，都變成一種奇觀」，看看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高達（Jean-Luc Godard）的電影，他認為若講到高達，「台灣的女性主義大概要跳腳了，但他就是對女性主義提出一個質疑，幼童有沒有性？戀童可不可以？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幹，但是是要說，不是每個東西都有道德就可以。」
「歷史是想像出來的」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為何變成如此？王墨林則坦言，「我們都有責任，因為我們沒有建構一個文化脈絡出來，所有的脈絡都是愛台灣。」日據時代的台共關係是怎麼樣？謝雪紅是怎麼樣？日本警察、憲兵抓了那麼多台灣左派去槍斃、監禁，國民黨來了以後又殺了多少左派、殺了多少搞革命的？「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一下把他變成愛台灣，太可笑了 ，乃至在這個脈絡下堅持左的就被罵成支那豬。」
最後談及對於歷史、脈絡的看法，王墨林說明，歷史這件事，「不是我今天到二二八紀念館，才知道二二八是什麼，我到了紀念館，我更糊塗了。」他認為，歷史是想像出來的，「意思是說不跟你講白色恐怖，而是我把脈絡爬梳後，不是說歷史就是這樣，而是你腦袋裡會有想像、一個象徵，不是說什麼是怎樣怎樣，是我們要理解這個歷史。」
王墨林並以二二八舉例，表示他的爸爸二二八時被派到台灣來，他同事是本省人，出去時都會保護他，而另外有個朋友的爸爸是那時躲到北投，才認識他媽媽然後結婚，人在歷史發生的當下命運是會轉變的，「不是要說誰對誰錯，像我們說猶太人在集中營被毒死、南京大屠殺殺了那麼多人，可是我們對所有歷史的質疑，不是說否定、不是說相信，是要說裡面跟人的關係是什麼？把這當成國殤，裡面人的關係就會被國家的歷史遮蓋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