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民主與轉型正義「國史館不修國史，應由全民用自己的力量書寫」，這是國史館長吳密察對前往巡察的監察院長張博雅等一行人所言的。張院長的回應是，「蔡總統的話不一定要聽」，因而引來部分監委與學者的批評。
在這個爭議中，有人認為張院長失言、有失風範；有人則指責張博雅的說法是要國史館罔顧行政倫理，監院應端正官箴，張卻要下屬機關公然反抗長官指示，相當離譜。
對此，張博雅受訪時指她所說的「蔡總統的話不一定要聽」意即「各國都有國史，就是怎樣編纂而已；國史館有一貫作業，執事者可以自己處理。」沒有錯，國史館是總統府下轄機關，聽長官的指示這是行政倫理，問題是國史館負責修史，修史是依客觀事實而為？還是依長官指示而為？若是總統的指示有誤有偏差，國史就得依著這個錯誤與偏差寫下去嗎？做為史官真的就只知道服從長官而毫無自己的專業主見？
文天祥《正氣歌》有言「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不就是中國傳統歷史中史官「不畏強權，直書不隱」的精神典範嗎？國史館不是應為中華民國服務而非為任何政黨或執政黨服務的，那麼張院長此言又有何失格之處呢？
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十六年四月突然想看看記錄他日常言行的《起居錄》，找了執筆的史官禇遂良問他君王能否看《起居錄》？禇的回答是：「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見，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起居錄》中善惡必錄，重點就是在警戒皇帝不可以非法妄行，沒聽過天子自己觀看自己的歷史的。以此回絕了太宗要求。褚對於史官角色與立場的堅持就是「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奉行自己的職守，記載下君王的一言一行。史官應有的堅持不就是為國家記下所有的史實？以做為後世之師。
然而，國史館長吳密察顯然無視於這種史官的精神傳承，他所奉行的是小英總統所交代的「開放資料」與「轉型正義」。蔡總統在2017年6月24日出席「國史館檔案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式，表示民主時代不應有所謂的「官史」或「正史」，國史館是大家的國史館，因此，政府非常歡迎有更多的學者及民眾，一起來利用國史館檔案。這當然是一個進步，開放資料讓全民共同來了解過去中華民國正副總統的一言一行，當然是好事。不過，民主時代應否有「官史」或「正史」的議題，顯然值得商榷，美國等國皆有正史，輕言不要，是否有些草率？
還好，小英總統接著就說，「透過反覆的比對、驗證及討論，我們可以更加貼近歷史事實，也可以對中華民國的歷史，產生更多元的歷史解釋。」開放資料是民主的趨勢，國史館抓住了重點，可是自2016年8月1日起，國史館開始實施新的「國史館館藏檔案史料開放應用要點」及閱覽制度，以往國內、外研究者由隨時到館查詢，更改為「審查預約制」。這種限定顯然不符合民主開放，至於借閱資格中強調「平等互惠之外國人」，中國大陸與港澳人士明顯被排除在外，自然是有所「顧忌」而為。
無怪乎立刻有一群博士生發起「捍衛學術自由•反對閱覽新制」網路連署，約400名國內外學者教授、教師、學生與民眾加入連署。對於這個希望蔡總統能夠聽到的聲音，吳館長以「依法行政」還有搬出《檔案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來回應，前者是對借閱資格不設限的，馬執政時期就是依此辦理，讓國內外學者可以自由借閱；後者則是針對外國人借閱時，強調「必須是該國未限制中華民國國民申請資訊者」，民進黨在一上台就採取從嚴借閱的規定。當然引來的就是打壓學術自由的不滿聲音，只是吳館長似乎完全服從總統的指示，這個模式好像在教長潘文忠身上也可以看見。
事實上，開放資料原本就是要供社會大眾參考，國史館既有珍貴的國史資料，又分批數位化，讓吳館長引以為傲的就是國史館從2016年8月起開放檔案之數位檔後，至2017年底已有超過280萬頁檔案提供線上閱覽，2018年1月5日起再結合台灣文獻館949萬頁檔案，合計共1229萬頁，均提供數位檔免費下載功能，對於跨國、跨區域的使用者提供便利取得檔案資料的管道。只是既然能夠透過網際網路來開放國史資料，何以對於借閱的資格還要從嚴限制？
還有從網上試著點入國史館案文物查詢系統，有些資料還是會出現「請於本館台北閱覽室開放時間內到館閱覽數位檔」，這樣的設限，對於有興趣研究國史的國內外人士，基本上就是困擾，更甭提「透過反覆的比對、驗證及討論，我們可以更加貼近歷史事實，也可以對中華民國的歷史，產生更多元的歷史解釋。」所謂「開放資料」到這裡還是做了數位化半套，至於開放或借閱還是得預約或到館閱讀，而能否順利借閱得到，顯然還是得看「依法行政」的國史館來核定了！
再者，小英所交代國史館新任務之二----「轉型正義」，小英總統強調，「轉型正義奠基於真相，而真相建立在檔案之上」，因此，國史館與檔案局等典藏政府檔案機關兼負重責大任，而她的執政團隊就是會持續推動檔案解密工作，讓檔案徵集與應用的相關作業更順利進行。讓資料解密進而還原真相，顯然是現今國史館最重要的工作重點。
總體來看，小英團隊口中的「轉型正義」的核心還是228事件，在紀念228事件70周年吳密察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就表示：「228事件是整個台灣社會都必須面對的問題，譬如大家講『省籍情結』，有人一輩子對國民黨不能諒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228』，而大家對228真相的要求，也不盡相同。」為落實轉型正義，吳館長表示「從政府來說，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應該充分地公開檔案」。因為台灣社會對於228真相要求不同，在相關檔案又未完整蒐集，國史館就「全心全意」地在朝整套轉型正義的史觀前進。
還有，對於228馬英九寫下了「面對歷史，就事論事，是非分明；面對家屬，將心比心，療傷止痛」24字來表達，吳密察則強調，「這也是台灣社會學習寬容的一個過程」，只是朝野對於228的認識與了解有著那麼大的落差，又沒有完整的檔案與佐證資料來做對比、驗證與討論。真相怎麼出得來？史官的立場與角色不是站在客觀與中立上，對於228事件的歷史詮釋又怎麼可能會讓大家學會到教訓與相互寬容呢？
吳館長也承認，檔案畢竟是官方說法，「任何事情都有見與不見，譬如228當時有人在台北，有人在台南，看到的不一樣，每個人都有其見與不見」，因此更需要與歷史研究、田野調查做結合，問題是小英政府早已祭出《促轉條例》以政治立場來對待國民黨，早就把228所有的責任指向老蔣。這些相關檔案或調查即便找到蒐集完整，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結果呢？
就像今年2月1日國史館2018年的專題演講中，安排了「台灣民主化與轉型正義」專題，李福鐘教授談兩蔣威權統治，演講內容只論及兩蔣的執政過失，包括長期執政、白色恐怖、退出聯合國等，也將228事件的處理歸罪給蔣介石。當場有民間歷史研究者武之璋提出質疑，因為李福鐘論蔣只談過不論功的說法，完全無視於《大溪檔案》老蔣在228當時的處理與指示，雙方一度引爆爭執場面。
儘管如此，不知道小英團隊有沒有思考過有多少學者如今皆是以「台灣觀點」來討論228事件，對於國民黨或官方的檔案不是刻意忽視就是用既定立場來解讀，再用如此觀點來合理化「轉型正義」，不是憑藉著歷史客觀史料來還原歷史，228的真相怎麼可能再現？
無怪乎台獨青年跑到慈湖潑漆，反過來有大陳人士向台獨教授噴生髮劑，相互之間激烈言行你來我往，這真的是在學習寬容？還是在增加彼此的「恨意」呢？執政者看到民眾是逐漸走向分裂與對立，難道都沒有感覺嗎？大家不都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的，不平則鳴！那麼尊重彼此的「不平之鳴」不就是相互寬容的起點嗎？光是指責國民黨的不是，而不去反思自己如此地操作「轉型正義」一樣也陷入偏執了嗎？擔任國史編修重責的國史館不在這時候用公正客觀之心來提醒執政者勿因政治偏執而陷總統於不義，反而只知道服從執政者的政治立場指導，陷全體國民於對立與分裂的氛圍，可謂國史館失職啊！張博雅院長那一席「蔡總統的話不一定要聽」，不正是對國史館最佳的棒喝嗎？吳館長你能聽出其中的深義嗎？
＊作者為大學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