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站的老闆說:他身體裡長了3個腫瘤...」紀錄片《塑料王國》告訴了我們什麼

2018-03-21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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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王國》片頭。

《塑料王國》片頭。

在過去的10年裡,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回收物市場,全世界約50%的可回收物通過貨櫃運往中國。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數據,2016年中國接受的可回收物重達73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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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幾乎所有省份都有工廠在從事回收產業,其中很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廠。王久良導演的紀錄片《塑料王國》中展示的就是這樣的回收小作坊。這部完成於2014年的紀錄片雖然不久就被中國禁止公映,但它在互聯網上的影響力並未褪色。2017年《塑料王國》獲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先前該片作為美國華盛頓環境電影節參展影片在智庫威爾遜中心(the Wilson Center)公映。

專家認為,這部紀錄片推動了中國於2018年1月出台可回收物進口限令。中國從2018年初開始禁止進口24種固體廢物,包括塑料和未經分揀的紙張等。

在威爾遜中心參與討論的嘉賓、廢料回收行業研究所高級主任阿迪娜·阿德勒(Adina Renee Adler)表示,限令出台說明中國在努力改善環境問題,但全面抵制可回收物將導致企業不得不在生產中使用更多原始材料來替代可回收材料,最終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

政府打擊回收物小作坊 「塑料王國」倒塌?

王久良導演的《塑料王國》講述了山東省一個村莊中的一座小型回收站中發生的故事。回收站的老闆是不到30歲的年輕男人,他與母親和妻兒的家就安在回收站旁邊。與他們一牆之隔的是從四川來打工的一家人,他們的大女兒是9歲的依姐,她還有三個弟弟妹妹。

依姐的父親在回收站分揀廢品,一天的工資只有幾十元人民幣。工人們幾乎都是徒手工作,把成堆的廢紙和塑料扔進簡易的處理機中。因為經濟條件不好,依姐的父親不願意送她上學。她和弟弟妹妹每天在垃圾堆上玩耍,用污水洗頭。

回收站的老闆說,他身體裡長了3個腫瘤,但是他不願意去醫院,他害怕萬一確診將給一家人帶來致命的打擊。他對著鏡頭說:「我就是個農民,沒有別的本事。」

從1980年代至今,在廉價的勞動力和對致富的渴望之下,影片中展示的這種觸目驚心的「小作坊」在中國沿海地區遍地開花。除了影片拍攝的山東省以外,在河北省文安縣,40萬人口中有10萬人從事塑料回收產業。2011年,河北省城鎮人均年收入2萬元,而文安縣人均年收入達到4萬元。在廣東汕頭貴嶼鎮,20萬人中也有10萬從事電子廢品回收業。

這些家庭式小作坊與當地政府的關係也十分微妙。回收業給政府貢獻了稅收,而當地方政府面臨上級的壓力不得不治理污染時,這些小作坊就玩起「貓鼠遊戲」,等整治的風頭過去再恢復生產。

這種情況持續到2017年7月,中國政府告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將於2018年起禁止24種固體廢料的進口,由於這份標準遠高於世界標準,中國這項新政把來自全世界許多國家的可回收物擋在了國門外。

2018年1月,英國《金融時報》在曾經聚集眾多回收物小作坊的山東路旺村進行採訪,看守村委會辦公室的鄭敏(音譯)對記者表示,他們過去一直從英國進口塑料垃圾,但現在中國「海關不放行了」。他還表示,政府去年派人搜查了整個村子,關閉了這裡的回收公司。

鄭敏說:「我們所有的發展都依靠塑料。有些人靠回收垃圾賺了好幾百萬,開起了大公司。現在都化為烏有了。我從沒想到政府會採取這樣的措施。」

在威爾遜中心參與《塑料王國》放映會的一些專家表示,影片中的「小作坊」很可能也已經在禁令下關停。

一刀切打擊可回收物進口對環境影響幾何?

威爾遜中心中國環境論壇主任吳嵐(Jennifer Turner)表示,中國目前已有47個城市收到政府要求整改回收企業的通知。她說:「中國政府會要求這些城市和企業自己想辦法,一段時間後政府進行驗收,然後把它們認為好的方法推廣開來。這是中國政府慣常的做法。」

吳嵐和阿德勒說,中國政府現在有很大動力推行環保舉措,而全世界的消費產業鍊和回收產業鏈也亟需改革。但她們也表示,限制可回收物進口可能並非最好的解決方式。

首先,可回收物與「垃圾」是不同的概念。以電子回收物為例,每噸電腦部件中含有黃金0.9公斤,銅128.7公斤,塑料270公斤,鉛58.5公斤,均可回收再利用。同時,中國每年有一半的銅來自回收再生,而其中國內回收只有179萬噸,另有334萬噸來自進口。此外,塑料、報紙和乾淨的玻璃容器等也屬於可回收再利用的資源。

廢料回收行業研究所高級主任阿迪娜·阿德勒表示,中國出台的限令標準遠遠高於國際標準,甚至一些混有極少紙張的可回收物也被中國海關拒收。

阿德勒說:「歐美的可回收物分類普遍比中國本土的回收做得好,現在中國政府禁止進口可回收物,導致企業不得不在生產中使用更多原始材料來替代可回收材料,最終會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

此外,由於中國此前處理了全世界50%的可回收物,現在許多國家都無力處理被中國拒收的可回收物,導致大量的可回收物只能被焚燒或填埋。

而從事可回收業的中國工人也受到了衝擊,《金融時報》報導稱,山東路旺村為了讓村民關閉工廠,向村民支付了相當於設備成本30%的補貼。《金融時報》引述當地村委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鄭敏的話說,那些以前自己辦回收企業的人不得不去外地打工,他們以前每月能賺5000到1萬元人民幣,而現在只有2000元到3000元左右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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