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建立人脈這一招倒挺管用的：曾經就讀哈佛商學院的人，保證能謀得一份職位，而且第一年平均年薪便高達14萬美元──這一點自然也是哈佛的宣傳重點。不僅如此，許多人甚至能擔任高階職位：全球前500大企業的管理階層，有20％是哈佛畢業生。
其他名校一如哈佛商學院，同樣致力於促進職涯發展的終身人脈，因此名校校友彼此守護，避免在爭取頂尖職位時面臨真正的競爭，因為在面對優秀的對手時，他們可能會落敗。這種安全取向雖然是人性特質，卻沒有反映在哈佛的教學內容上。一方面哈佛校友極力避免競爭；另一方面，「市場經濟」裡的「競爭」這個議題依然是哈佛商學院的研究重點。
這種最頂端的密切人際網絡，不只阻礙企業在選拔頂尖經理人時找出真正最傑出的人才，也破壞了企業彼此間的競爭。因為企業管理者的人際網絡彼此如果相互依賴，或者這些管理者彼此甚至交情良好，那麼企業間又該如何相互競爭呢？從小或者最晚在大學時代就彼此認識的人，自然會為對方著想。傅利曼曾經以一句話扼要地道出這種心理事實：「不涉及個人的關係，是自由市場的基本核心。」可惜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卻忽略了，在真實生活中情況恰好相反：由於沒有不涉及個人的關係，因此自由市場也不存在。
儘管「市場經濟」是虛構出來的，所謂的「市場」卻持續增長。無論什麼都被說成是市場。在一般的流行說法中有所謂的勞動市場、金融市場、醫療保健市場、運輸市場、能源市場、教育市場、房屋市場等等，甚至連婚姻市場都有。這些說法背後其實蘊藏著一個根本誤解，認為一切事物都能為私人擁有，而且都有價格。
這種將「市場」弄得無所不在的現象，將「市場」這個概念化約為有買家與賣家。但我們如果仔細傾聽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先驅者的說法，那麼自由市場經濟並非如此陳腐乏味。這些先驅人物之所以不斷強調「自由」一詞自有其原因，因為供應者與需求者都應該能選擇是否購買或銷售某一商品，而光是這種雙向的自由就能創造出公平的價格。因此唯有在沒有任何逼迫的情況下，市場經濟方可確實運作；一旦出現逼迫，就會導致單方的價格獨斷。
而其直接後果則是，「勞動市場」不可能是能自行形成公平薪資的真正市場，因為在沒有保護之下，受雇者為了生存，不得不將自己的勞動力以最低價求售。正如亞當．斯密有遠見的觀察，在雇主與受雇者之間存在一種權力落差。早在1776年，斯密便直言：「在衝突中，企業主能（比工人）堅持更久。一般而言，即使沒有工人，地主、農場經營者、工廠主或商人也能靠他們累積起來的儲備活上個一、兩年；但許多工人如果沒了工作，卻連養活自己一星期都沒辦法，其中少數人也許撐得過一個月，但幾乎沒有人能撐過一年的。長期來看，勞工之於企業主或許就和企業主之於勞工同樣重要，但這種依賴關係並不是那麼直接的。」
新自由主義者總愛奉亞當．斯密為新自由主義的鼻祖，但上面那段話顯示，斯密不同於傅利曼等人，他從未漠視社會現實。在他看來，「市場」並非自由浮動的飛碟，而總是著根於政治與經濟的權力狀態中。
＊作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為德國《日報》（taz）的財經記者，曾接受過銀行職員的職業教育，並於大學攻讀歷史與哲學。著有《哇，我們可以納稅，中產階級的自我欺騙》（Hurra, wir dürfen zahlen. Der Selbstbetrug der Mittelschicht）。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資本的世界史》（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