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另一部與遣返相關的作品，導演五所平之助的《黃色的烏鴉》問世了。電影一開始是一群小學生在畫畫，畫的是峙立於他們面前的鐮倉大佛。九歲的清堅持為自己的畫塗上黃色與黑色。老師對於清與他的畫感到擔心，於是請教男同事的意見。清原是適應良好的孩子，但最近卻經常惹麻煩、不守規矩。老師的同事以權威的語氣對她說，根據最新的心理學研究，戰爭孤兒與來自破碎家庭的孩子經常把畫塗成黃色與黑色。清的老師樂觀地對同事說，清的家庭很圓滿──事實上，他的父親才在一年前從中國遣返回來。「啊，」男老師恍然大悟地嘆道，「是遣返者啊。」
在一連串的倒敘中，電影提到父親返回日本。清與母親前往舞鶴迎接他從未謀面的父親。父親戰前的僱主不情願地重新僱用他，但在他長期不在公司的期間，年輕後輩已經當了他的上司，而且以高傲的態度對待他。他與兒子關係疏遠，原本清與母親一起睡，現在父親取代了他在床上的位置。電影情節在父親趕走清的寵物烏鴉時出現危機。清於是用黃色與黑色畫了烏鴉。
危機過後，清去投靠鄰居。那是一名慈祥的戰爭寡婦，她已經有一個孤兒要照顧，但清希望她也收留自己。清的母親偷聽到他們的對話，感到心碎。接下來這名寡婦講出了這部電影的訊息：清的父母親很自私，他們只關心自己，忽略了男孩，清自從父親返國後就形同孤兒。清的母親與丈夫把話攤開來談，兩人決心要像家人一樣生活，而他們也做到了，從此一家人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黃色的烏鴉》是一部相對直接的電影，在接近電影開頭說的那句「啊，是遣返者啊」，向觀眾預示麻煩人物即將登場：一個社會適應不良的「好辯者」，把社會和家庭搞得一團糟。最終，這個家庭在睿智鄰居協助下，讓「遣返者」重新融入這個家，但他的返國也差點讓家庭分崩離析。這部電影似乎要表達，唯由透過親情與適應，家人才能讓遣返的成員重新成為家中的一份子。
遣返者不斷出現在電影與小說中。一九六三年的電影《她與他》，看起來與常人無異的家庭主婦直子因為照顧一名無家可歸的拾荒者、他的狗與一名孤兒，而將衝突帶進自己的婚姻中。直子的穿著打扮、上街購物與操持家務，就和其他家庭主婦一樣，但在電影一開頭，觀眾從兩名中年鄰人婦女的閒聊得知，直子是從滿洲歸來的遣返者。這兩名婦女重複熟悉的模式，一方面同情（「她肯定有過恐怖的經歷」），另一方面又汙名化。直子遣返的過往在與拾荒者的對話中又出現了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她不知不覺陷入過去的回憶裡，她說自己小時候曾經在滿洲走了幾百英里的路，最後才遣返回日本。
《她與他》是直子與丈夫英一兩人在新中產階級社區（團地）生活的故事。在電影中段，直子的丈夫英一表示自己對於社區生活感到滿意。到了末尾，隨著直子愈來愈投入於無家可歸者的家庭時，一向疼愛妻子的英一憤怒地吼道，他只是個普通人，想擁有一個普通的家庭。這或許是為了對比出直子。直子的遣返經驗並未在電影中出現，但她需要與其他家庭主婦有些不同。日本大眾文化裡其他用來凸顯差異的比喻，包括外國人、非人性的性格、被某種經驗（如原爆受害者）影響的人以及歷史上國內的少數族群（如部落民）。有時候，光是來自北海道或沖繩就能說明一切。《她與他》的情節需要一個內部的他者，必須要有一個人，她的日本特質濃厚到足以讓她嫁給普通的生意人，住在普通的社區裡，但又要具備一定的差異性，足以讓她產生問題。戰爭結束過了十八年，遣返者依然扮演著國內他者的角色，至少在小說是如此。
一九七一年，另一部描述滿洲遣返者的電影發表了。大島渚的《儀式》講述一個名叫滿洲男的男子的故事。影片內容是由櫻田家的五場集會構成：一九四七年，滿洲男父親的悼念儀式；一九五二年，滿洲男母親的喪葬儀式；一九五六年，滿洲男的叔叔櫻田勇的婚禮儀式；一九六一年，滿洲男毫無意義的婚禮儀式［新娘逃婚，但櫻田家的大家長（滿洲男的祖父）逼迫他獨自一人舉行婚禮］；與一九七○年，櫻田家大家長的喪葬儀式。每一場儀式都呼應著戰後日本政治經濟史的重要時刻：一九四七年，天皇發表人間宣言一週年紀念；一九五二年，盟軍結束對日本的占領，大家長在整肅後又重新回到公眾面前；一九五六年，保守派自由黨執政，開啟了「五五年體制」；一九六○年，修訂美日安保條約；與一九七○年代初為沖繩返還做準備。以每個儀式代表戰後日本歷史的重要時刻，大島藉由電影批判戰後日本社會，在他的描繪下，這個社會充斥著戰犯、亂倫與鬧劇。
《儀式》也談到殖民地日本人的返國以及他們試圖融入本土社會遭遇的困難。第二個場景描繪一個日本女人與孩子，衣衫襤褸，破爛的物品捆綁在背部，他們在原野上奔逃，躲避身後不知名的攻擊者。這是日本人在戰後滿洲逃亡的經典形象。但諷刺的是，電影裡兩人卻身在日本，位於家族的土地上，他們躲避的對象是他們的親戚。在戰後滿洲淪為難民後過了十八個月，十四歲的滿洲男與母親獲得遣返，他們返國時正好趕上滿洲男父親的悼念儀式。他的父親在一年前，也就是天皇發表人間宣言的那天自殺。
大家長與兒媳婦（滿洲男的母親）最初的會面，完全表現出戰爭結束後對滿洲日本女性的刻板印象。大家長質問她為什麼逃跑，她解釋自己不想成為家族的負擔，她與滿洲男兩個人可以自己過活。大家長斥責她，提醒她現在她的丈夫已經死了，滿洲男成為唯一的繼承人。大家長又說：
「大家都說俄國人是惡魔。妳的經驗也是這樣嗎？」
「那的確是非常可怕的經驗。」
「妳的眼睛泛黃。俄國人抓妳去當妓女嗎？」
「確實有女人遭遇這樣的不幸。」
「妳，妳，我是問妳。」
「若是如此，我絕不可能順利回家。」
但滿洲男的母親仍受到懷疑，滿洲男還被迫參與詆譭自己的母親。
「告訴我們關於俄國人的事！」
「他們給我一些黑麵包。」
「他們有給妳母親任何東西嗎？」
［沉默］
「你曾與她分開過嗎？」
［沉默］
滿洲男母親的病一直未能痊癒，五年後，她的喪禮成了家族再次集會的理由。大家長在大家面前宣稱她有悲慘的經驗。十九歲的滿洲男只能無力地抗議，他說母親在滿洲過得很幸福。
在《儀式》中，櫻田家的亂倫問題導致身分的錯亂。家族裡絕大多數的女性全遭到大家長的侵犯，四個孫子孫女中有三個完全搞不清楚父親是誰。過去，他性侵外甥女節子，為了處置她，就把她送到滿洲嫁給與他有合作關係的中國人。藉由這種方式，《儀式》把滿洲呈現為一個把被玷汙的女子送去的適當處所，而被玷汙的女子也從那裡歸來。滿洲男真正的父親是誰，這個問題只出現過一次。滿洲男的叔叔櫻田勇是日本共產黨成員，他曾公然質問大家長是不是滿洲男真正的父親。大家長以這個問題無關緊要而拒絕回答，然後反過來利用這個機會嚴厲批評日本共產黨並駁斥一切對他的權力的挑戰。除了父親是誰，在滿洲出生成長、從滿洲遣返回國的滿洲男最感掙扎的還是自己的身分。在電影一開頭，成年後的滿洲男與表妹律子談起他們的關係。滿洲男愛著她，但她堅持稱他為「親戚」。滿洲男毫無說服力地表明自己的身分，他說他有名有姓，他叫滿洲男，是滿洲出生的男子。雖然他試圖與櫻田家疏遠，但他無法製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立身分。
＊作者華樂瑞（Lori Watt），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歷史系與國際及區域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二十世紀日本政治社會史、帝國主義與去殖民化、戰後／後殖民移民、軍事文化、飲食文化等，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