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向世界異質文學時空
選擇法國哲學詞彙做為「對飆」的樂器，字母會展現著一群島嶼作家，不再滿足於一九八○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九○年後現代的簡化趨勢，而直接迎向一整個世界異質文學時空的企圖。
文學的滅亡來自於不再做新的嘗試，不再有對未來的嶄新渴求。
然而另一方面，願意接下Ａ～Z、二十六本短篇小說集的出版，對任何出版社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賭注。
莊瑞琳指出：「像是《別相信任何人》或《解憂雜貨店》等東野圭吾的書系，一賣就是數年。部分作品與作者長占大通路暢銷排行榜，大家的品味趨向保守、單一，這是一個警訊。」她自問：「我們要怎麼重新找到文學的讀者群？」
人個頭不高，眼睛卻閃爍著機警光芒的莊瑞琳，更向虎山行。二○一四年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這本長銷一萬冊的艱澀理論書，以及《南風》、《黏土》等被一代社運青年列為重要書單的直球式出版方針，這次選擇了從純文學上繞路。
出版是隱形社運，本質就是繞路
「文藝與社運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沒有明顯要達到的目標，只是單純地訴說同一個目標。」她認為：「出版是隱形的社會運動，本質就是繞路，無法追求或評估效率。」
她以太陽花學運為例：「四年了，運動後的很多努力沒有明確地被接續下來。很多專業問題背後的普世價值，需要透過文學去彰顯，在公民各自關心的事物外，重建當代公民意識的基礎。」
莊瑞琳說明，這就像是挖通臉書上的同溫層，例如廢死團體、性權團體，都可以在字母會中看見不同的社會場域運作方式，以及其下蘊含的人性流動。
但面對出版界的現實，莊瑞琳不無沮喪地坦承：「許多通路，其實已經失去了對這套書的想像力。」即使字母會作者群都有了代表作，乃至國外版權，一些通路仍覺得無感、懷疑，甚至覺得是一群老屁股的作品。
市場難為，作家更須汲汲於其他收入方式。但被問到可曾認同透過國家、政府力量來推行文藝（如由國家提供作家穩定薪水）的做法？莊瑞琳卻固執地認為：「我們唯一要說服的仍是市場，唯一要尋找的仍是讀者。不管是大眾或小眾，對一個出版者而言，唯有說服讀者，一切才有意義。」
也因此，在作家及編輯群之外，字母會同時召集了台灣頂尖的書籍設計陣容投入。由聶永真、何佳興、王志弘與林小乙這四位國內目前僅有的國際平面設計聯盟（ＡＧＩ）會員操刀，同時投入這場超越「當代」要求的集體創作實驗。
「台灣社會價值的形塑無法只靠理性，讓差異從『人』的角度被理解、接受，這就是當代文學的意義。」莊瑞琳說。
五年來，字母會斷續進行著，談到最後幾次聚會，駱以軍不無傷感地說：「我們的『鋼鐵人』童偉格竟然哭了。」「我覺得很奇妙，就像一九九○年代日本ＡＶ女優的大感謝祭，那最好的肉體……。」
最好的時光，「就像王家衛生命中的幸運，是拍到張曼玉、張國榮、劉嘉玲最美的時刻，即使是在像《東邪西毒》這樣的爛電影中（笑），而其殘酷性就在於其不可再得。」駱以軍比喻。
見證作家最好的時光，總策畫楊凱麟做的事實上就是這件事情。
見證作家最好的時光
而橫跨五年的寫作計畫期間，作家個人歷史不無顛沛。曾捲入太陽花運動風暴核心，感受過警察鎮暴、密室壓力的胡淑雯，曾幾次在聚會時崩潰痛哭。童偉格歷經了力拚博士、乃至放棄的掙扎。陳雪、駱以軍則不斷生病，往復醫院。
而受訪時自嘲「不能連童偉格、駱以軍的車尾燈都看不到」的最年輕作家黃崇凱，則搬到了台南，用國家補助的低限收入方式寫作，面對與所有七年級世代同樣的生存壓力。
生而為人的疲勞，不曾因創作的超越而能有稍減。
作家把這段時間殉祭給字母會，召喚異質時空的事物，之後又因各自的生命負擔而各自散開。文學盛年的賭注、紙上燃起的超現實星火。而這一切，或許就如楊凱麟在字母會第一本《字母會Ａ未來》的序言所說：「除了面對尚未到來的人民，不知書寫還能做什麼？」
➤更多內容請看新新聞
➤購買本期新新聞
➤加新新聞LINE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