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蹟文萌樓的都更爭議，最快9月中才有結論，作為台北市反廢娼運動的基地，《風傳媒》27日專訪核心運動者、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理事長王芳萍，回顧那場性、階級與政治摻雜的艱辛戰役。以下為訪問紀實：
（王芳萍回顧反廢娼的歷史。宋小海攝）
反廢娼運動予我很重要的養分是「底層邊緣的政治性」，我簡稱「底邊政治」，後來成為我一個立場，意思是當我從底層邊緣的處境來觀看政治的時候，我就能夠看到台灣政黨政治惡鬥各種荒誕演出，和形式民主的虛偽性，根本不利於底層和弱者的生存。
受階級情感召喚縱身跳入反廢娼運動
我進場的那天是1997年9月3日，離北市府頒布廢公娼命令只剩3天，卻在婦女新知基金會舉辦的公娼存廢座談會上，被公娼官秀琴、「官姐」給震撼。我一進去，就看到3個重要人物在對話，長期參與雛妓救援運動的婦援會董事長沈美真、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以及官姐，而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性工作者出來告訴這些「善良的中產階級婦女」、婦運菁英說，妳們是坐在冷氣房裡面的人，妳不懂我們弱勢者在生存的時候，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生存。我第一次聽到一個性工作者說她要這個工作，又強調那是合法的工作！
那個對話牽動我的階級神經，召喚我的階級情感。對我來講，「性」的特殊化、汙名化的問題沒有讓我太不安，因為官姐當時說的是，她是站在崖邊的女人，退一步就到海裡，接著又生動描述一段找她的客人、是什麼樣草根的一個客人，有需要而找她。這呼應到我在工會的經驗，我太熟悉和草根勞動男性的生活互動，我知道是什麼樣的苦悶，讓他們晚上去尋找各式各樣的娛樂。
所以我並沒有進入婦團所倡議「女體不可以商品化」的框架，即使我大學時婦女運動興起，我也被女性主義啟蒙過，女人要自主、要權利，這些我都同意，但1997年時，我已到工會工作8、9年，更有過女工的經驗，我非常能夠區辨勞動階級的身體跟性，不同於中產階級婦運倡議的身體跟性。
也就是說，我們這群人（女工團結生產線等團體）一開始介入下去，就是以勞動權益在打這場仗，這是核心。我不認為這是純粹的性別議題，不是一個僅僅討論一夫一妻婚姻外的「性」的辯論，我跟婦團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把性交易放在階級下面來看，放在現實的經濟生活裡，若單單跟我講性別，不能說服我。
我承認公娼館確有婦團說的「合法掩護非法」問題，部分警察和業主勾結，包庇藏匿雛妓，但這是管理問題，是管理需要改善，而婦團除了反雛妓，是否也根本反對性工作合法？這在當時都沒有清楚的辯論。這也是一個苦難，娼妓這個事情是性與階級綁在一起，有一個汙名的結構，這個結構卻這麼不容易說明白，我認為台灣社會也根本不想面對。
府會政治鬥爭婦團忽視問題現實性
當時的社會氛圍則是台北市長陳水扁已掃黃半年多，博得美名，當我們確認抗爭實力、擬定策略時，便決定路線不走實體上的性交易合法化，而是阿扁在程序上犯的錯、廢娼匆促──爭取2年的緩衝期，而非性工作合法化，後者亦不可能在這次就決勝負，社會需要多而複雜的辯論，我們相信先爭取緩衝，未來也才可能繼續討論合法化。
可惡的是，婦團、陳水扁和社會局長陳菊不斷用實體問題來打我們，用道德性的論述，說女人的身體不可以販賣云云。但台灣不是今天、現在，就能馬上決定長久的性交易政策，這128個公娼和家庭有沒有飯吃，卻是擺在眼前的具體損傷，應該去回應這個啊！何況包括陳水扁在內，實際在社會上走動過的人，應該都明白性產業不可能廢除，在政治上卻選擇這麼虛偽、用「道德」這種最容易討好選民的方式，說要廢除公娼。
這就是我對婦團很生氣的，不是價值相異，而是你們怎麼可以眼睜睜放著眼前現實問題？連聲援我們的勞工和很多民眾都很容易溝通，即使對合法化有疑慮，很清楚現在支持的是「緩衝2年」，所有人在這個立場都可以沒什麼意見，婦團為什麼在那個狀況下就是不支持？我認為，一類人的確在捍衛「我們就是反對性交易」，一類人在捍衛陳水扁。
黃淑英、徐佳青是女權會時任理事長和秘書長，在整個廢娼事件裡的發言，越走到最後越變化，而且越講越奇怪，我會形容成捍衛陳水扁，後來看她們分別去選市議員和立委，我認為當初她們是以維護政黨利益為優先，婦女利益放後，才會不顧公娼死活，否則一個聲稱為女性權益的工作者，為何支持連署公娼緩衝2年，都那麼難？
（日日春協會的辦公室悶熱凌亂，卻充滿「人」的味道，更堆積過往戰鬥的紀錄。宋小海攝）
另外還有一些人，在過去的婦運就表達出非常同意阿扁的婦女政策，回顧阿扁之所以當上台北市長，一方面因為國民黨分裂，一方面中產階級的婦運正在往上走，有一派「國家女性主義」希望和陳水扁結合，效仿北歐模式，讓政府和民間成為夥伴關係，讓婦團和政府合作，使婦運可以由上而下獲得資源，也可由上而下實踐參與式民主，保障婦女福利權益。
以彭婉如基金會的劉毓秀為首，即認為陳水扁可以給一個婦權會的體制，讓婦運頭人們進去，跟政府一起做決策，這就是他們要的，陳水扁更不只做這一任，接下來還想連任台北市長、攻中央大位，我認為他們當時在捍衛的就是整個所謂婦女選票和婦女政策，及這種國家女性主義的路線。要不然很難去解釋，為什麼這群公娼只是要個2年緩衝期，又沒真要PK性交易合法化，何必在這個地方連台階都不下呢？
問題是那些婦團到底在護陳水扁護什麼？護短？市議會後來過了緩衝2年的案子，阿扁拒不執行，這是天大的民主體制問題，幸好市政府退回去覆議後，民進黨議員周柏雅、林瑞圖跑票，很驚險地沒過門檻，沒想到陳水扁又說這個法窒礙難行，他不公告，丟給中央解釋，從頭到尾直到卸任都不妥協。這樣蠻幹，就算他能當選也不是好事啊，當市長都在胡搞了，後來出問題你才發現他濫用國家大器？
當然，我們也被抨擊是「馬前卒」、藍營打手。我不諱言這場運動確實結合很多政治上反扁的人，作為沒有政治權力的弱者，當然要利用政黨之間的矛盾拿到我們要的利益，但他們也確實同意廢娼應該緩衝2年，而我們不分黨派，能拜會的都盡量拜會，市議會也不只拜訪在野的國民黨、新黨、無黨籍議員，每個辦公室都跑2、3次，公娼還跟民進黨議員互相裝熟咧。這其實很有趣，我們可以看見在野黨某種程度的虛偽性，他可能是想鬥爭陳水扁，但也有民進黨議員聽從黨意，私下反而非常理解議題內容。
「玩夠我們了吧」 公娼性命相搏
這個抗爭的高度爭議性，也就在於夾雜著性與政治與階級，整個混合在一起的尖銳性，很震撼我。這樣的尖銳性呈現在公娼、這群被視為「下賤」的女人身上，那種抵抗能量的強大，也是我沒料到的，那種底層邊緣人抗爭的鬥志，真的打敗我。
有次陳水扁在西門町一處剪綵，我們到隔壁街抗議，一個婦人當場對公娼麗君叫罵「妳們就是在賺輕鬆錢，眾人騎，不見笑」，圍觀的人有30、40個，我其實很想保護麗君，結果麗君一個反擊：「一個幾落百斤，妳說輕鬆不輕鬆？」接著很多話都非常有力嗆回去，振振有詞，我根本沒插話的餘地！麗君還說她曾下田割稻，反問婦人做過嗎？吃的苦有她多嗎？
後來我問她怎麼這麼猛，這麼直接反擊。麗君說，抗爭這陣子，每次在街頭被人家罵，她回去就常常在想怎麼回擊！以我的語言來解讀，麗君是覺得很不公道，為什麼自己是貧窮的受害者，卻變成道德的罪人？而且公娼們每次被電視媒體問，妳每天做幾個客人，意思就是妳每天打砲幾次，如果說多了，人家就會說唉喲好多喔，而且賺好多錢……有太多汙名壓著，她們總是說什麼都不對，麗君那天在街上的戰鬥，就是她積累了全部生命的不公平，所展現的剽悍的抵抗力道。
另一次很震撼我，是阿扁1999年12月2日的南松山市場拜票行程，那是選前最後一週，我們到人家場子去反對人家，策略必須要軟，即使憤怒也要軟，所以我們下跪。當我們那樣跪在那裡，扁迷和所有菜販整個圍在旁邊一起罵我們，阿扁迅速走離現場，支持者還留下來繼續罵，罵什麼我其實不記得了，但我們隊伍起來時，公娼玫瑰幾度暴衝，想跑到大街上給車撞死。
玫瑰無法攻擊，只好自傷，只能用自傷來告訴大家她多傷心！他們那些叫罵的人，其實同樣都是勞動階級，應該都能了解公娼的，說不定還有人來消費，卻在那樣的政治氛圍底下，在所有人相信陳水扁當選能給大家帶來好日子的狀態下，無視他正在踐踏著弱勢者的勞動生計。
我不知道玫瑰那時候是不是「真的要死」，但我覺得那個真的是憤恨。就像市長換成馬英九以後，馬也玩弄公娼，把緩衝案丟回議會，民進黨議員段宜康繼續和他鬥爭，那讓我們完全低落，本以為要順利公告緩衝了，竟又搞這樣，實在不知道怎麼辦？結果一天凌晨，玫瑰和官姐沒和我們商量，一起吞安眠藥自殺。
官姐吞了30幾顆，玫瑰吞了100多顆，還喝了高粱酒，我們及時把她們拖去馬偕醫院洗腸，但我真正見識到所謂絕命女子；當時抗爭是在一個死局了，剁手指這種方法我們運動者做不出來，不知道還能怎樣繼續，她們卻用身體付出這麼大代價的方式，來跟你搏。那真真正正是在說，「天哪，我們被你們玩夠了吧？」
底層處境日益艱難公娼竟是一葉知秋
而我在那麼多年以後，看見失去工作的一些公娼過得越來越不順利，生活和精神一路往下掉，有人癱瘓，酗酒的酗酒，吸毒的吸毒，有人不見了，官秀琴自殺了……我有一種感覺，她們還真是懸崖邊緣的人。不是所有人的抗爭都用生命當籌碼，她們當初卻用那樣的代價，在換取這個合法的工作。回頭看當年的公娼，對照這幾年環境越來越嚴峻，越來越多階級矛盾的衝突下來，自殺變得不是新聞，她們竟然像是一葉知秋，預告了往後整個環境滑落時，裡面將一次一次，把一批一批人給擠掉。
（本文為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理事長王芳萍口述，王立柔整理。王芳萍，1966年生，1989年投身工運，待過中國時報工會、女工團結生產線，1997年投入台北市反廢娼運動，近期出版《伏流潛行》，梳理自身的社運經驗和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