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又天專欄：孫行者VS.胡適之─陳寅恪為何要考對對子？

1932年，享譽中外的學者陳寅恪應邀為清華大學的入學考試出國文試題，出了「對對子」，群情譁然：白話文運動十幾年了，現在中學也沒教對對子這種舊式文人的玩藝，你怎麼考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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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是名人，更是倡行白話文的先鋒，而孫、胡連稱是「猢猻」，就是猴子，這便讓人想到，陳寅恪是否在調侃胡適是猴子？進一步，就會想到是守舊派要藉這考題來跟新文化運動唱反調。而且，陳寅恪出身名門，家風嚴謹，他自己也不是輕佻的人（他懂風趣，但不會隨便開玩笑），卻來了這麼一下，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他父親陳三立（號散原）的詩文正是胡適當年〈文學改良芻議〉批判過的舊學典型，他要報一下父仇？

這是最簡單的解釋，但陳寅恪的格局當然不會只有這樣。按常理來講，「對對子」是舊時代讀書人的啟蒙功課，是從三四歲開始玩一輩子的東西，可以訓練和測試文字和思想的排比能力，更有極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但新式教育和白話文運動卻把它擱下了，那麼，有識者倡導將這門功課練回來，也在情理之中。

清末民初，國勢凌夷之際，國人紛紛喪失文化自信，新式讀書人紛紛追隨西學，務求與世界潮流接軌，對中國傳統的態度，縱非全然鄙棄，也是要以西方的、現代的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但是西方的方法就真的都適用嗎？例如有人說「中文沒有文法」，沒有拼音語文的grammar那樣的文法，所以中國人的邏輯思維不如人──這個論證成立嗎？我們現在可以詳細來辯駁，但直到今天還有人這樣講，而討論也經常淪為爭吵，即便著名學者也不免有所偏頗，那時就更是如此。對此，學貫中西且有強烈文化自尊的陳寅恪，自然是有話要說的。

陳寅恪稍後擬了一篇底稿，假北平《世界日報》記者採訪的口吻，於當年八月十五日刊出一篇具有答辯意味的回應。茲將陳寅恪回應對對子試題的部分轉錄於下：

清華中國文學系教授陳寅恪　談出「對對子」試題理由

（特訊）昨日記者偶晤該校中國文學系閱卷員，詢及國文試題中之「對對子」答案，及所以出題之理由，嗣經中國文學系教授陳寅恪發表談話如左：

今年國文試題，均分三部，第一為對對子，二為作文，三為標點，其對對子及作文二題，全出余（陳寅恪）手，余完全負責，近來有人批評攻訐，余不便一一答復，擬將今年國文命題之學理，於開學後在中國文學會宣講，今日只能擇一二要點，談其大概。

本大學考試國文一科，原以測驗考生國文文法及對中國文字特點之認識。中國文字，固有其種種特點，其文法絕非屬於「印度及歐羅巴Indo-European系」，乃屬於「緬甸西藏系」。中文文法亦必因語言文字特點不同，不能應用西文文法之標準，而中文應與「緬甸西藏系」文作比較的研究，始能成立完善的文法。現在此種比較的研究，尚未成立，「對對子」即是最能表現中國文字特點，與文法最有關係之方法。且研究詩詞等美的文學，對對實為基礎知識。考題中出對子，簡言之，係測驗考生對（一）詞類之分辨，如動詞對動詞，形容詞對形容詞，虛字對虛字，稱謂對稱謂等是；（二）四聲之瞭解，如平仄之求其和諧；（三）生字Vocabulary及讀書多少。如對成語，須讀詩詞文等書多（此短句不順，另一版本為「須讀書（詩詞古文）多」 ），隨手掇拾，毫不費力。如有人以祖沖之對孫行者，是可知該生胸中有物，尚知古時學者祖某其人；（四）思想如何，因妙對不惟字面上平仄虛實盡對，「意思」亦要對工，且上下聯之意思須「對」而不同，不同而能合，即辯證法之一正，一反，一合。例如本校工字廳水木清華旁兩聯之末有「都非凡境」對「洵是仙境」，字面對得極工，而意思重複，前後一致，並非絕妙好對，此則思想之關係。按此種種，悉與「國文」文法有密切之關係，為最根本、最方便、最合理之測驗法。

至於評判標準，即按上述各節：（一）文法方面，如平仄詞類之對否；（二）「意思」之工否，思想之如何。分數則僅占國文三題中百分之十，倘字面對工，思意不差，則可得十分，如對得極好，可得四十分，即完全不對，亦不過扣去百分之十分。是於提倡中已含通融寬待之意，其所以對對題有較難者，實為考生中之有特長者，普通人字面對上即可。有人謂題中多絕對，並要求主題者宣佈原對，余以為並非絕對，因其並非懸案多年，無人能對者。中國之大，焉知無人能對。若主題者自己擬妥一對，而將其一聯出作考題，則誠有「故意給人難題作」之嫌矣。余不必定能對，亦不必發表余所對。考生較好之對，惟考卷尚未完全看完，且非經余一人評閱，但可就所憶者發表一二：一年級新生，對孫行者最佳者，當推「王引之」，因王為姓氏，且有王父即祖父之解，恰與孫字對，引字較祖沖之沖字為佳。「少小離家老大回」，尚未見有甚好者，如「匆忙入校從容出」，差可。中國文學研究所題對「墨西哥」，有人對「淮南子」，可稱不錯，因同為專名詞，且末二字恰甚工也。

談畢後，記者並探得考卷中之可笑者，茲摘錄數則如後：對孫行者除王引之、韓退之、胡適之、祖沖之較好者外，普通皆對陳立夫、郁達夫、王獻之、周作人，至以唐三藏、豬八戒、沙和尚應對極多，甚不通。亦有對以趙飛燕、黃飛虎、郭沫若者，最可笑莫如一部（分）考生，僅由字面上對以「翁坐乎」、「子去也」。有某生對「我來也」，下註古文盜竊人名，雖平仄不諧，但亦可見彼知對專名詞及虛實字，仍得相當分數。其餘尚有根本不明「對對」用意者，如某生以「少小離家老大回」為題作文一篇，有以原詩第二句「鄉音不改鬢毛衰」塞責者，亦有以「城池依舊人民非」聯句者。最可笑者莫如某生，於試卷上原對後塗改許多，後竟在「少小離家老大回」下書「金銀珠寶往家抬」，而於「孫行者」下大書「一個斛斗十萬八千里」，情急胡謅，窘狀可想。

「我來也」頗有氣勢，而那個「金銀珠寶往家抬」實在真是好，鮮明道出了古人對衣錦還鄉的想像，《紅樓夢》裡林黛玉說「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我看這句就有這個等級，可為相聲段子。話說回來，陳寅恪在此雖提到了「胡適之」這個答案，但只一筆帶過，甚至前文還說「余不必定能對，亦不必發表余所對」來拒絕公布他自己的答案。他還是把重點還是放在「國文文法及對中國文字特點之認識」這等正經話題；如果這新聞稿不是他自己所擬，而是真有記者來採訪的話，肯定要多問一下「胡適之」的。

那麼，有哪幾位考生對出了「胡適之」呢？王震邦教授《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台北：聯經，2011年7月）一書考證：有周祖謨(1914-1995)、張政烺(1912-2005)，據說還有段學復(1914-2005)，此外梁羽生《名聯觀止》一書寫道南京有一位「劉子欽」來信自稱是他對出來的。前面三位後來都成著名學者，只有這位「劉子欽」查不到，網上檢索也只看到明朝有一個參與修過《永樂大典》的文官叫劉子欽；我推測，這「劉子欽」可能是史學家周祖謨的化名，因為「周」和漢朝的國姓「劉」、「祖謨」和「子欽」也對仗，且梁羽生的文章原是1983-86年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的專欄，周祖謨是大學教授，而且1981年就去過香港講學，可能看得到，而亦可能因各種緣故而以化名去信。梁羽生登出其信中自稱「得了滿分」，這和周的情形相符，但又寫「現已年老離休」，而周祖謨那幾年都還在工作，這也可能是故意打的煙霧彈，但真要查證起來，還得看清大的原檔，不然就要比對各種材料了。這並不是重點，只是網上有文章說僅周祖謨一人對出了「胡適之」，不確。

那陳寅恪心底的答案是不是「胡適之」呢？是。他三十多年後自己承認了，就是要搞他一下：「實欲應試者以『胡適之』對『孫行者』。蓋猢猻乃猿猴，而『行者』與『適之』意義音韻皆可相對，此不過一時故作狡猾耳。」那當年他為什麼不講呢？應該也是希望話題不要帶偏到私人恩怨上。他和胡適雖然學術見解不同，但並非仇敵，兩家也還有往來的。

《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對陳寅恪的用意總結道：

除開試題本身引發的話題外，在陳寅恪看來，「對對子」其實另涉及中文文法還未發展成熟前，得先有比較語言學的研究，以及不可或缺的歷史觀念。而此類比較研究方法，必須有歷史演變及中西系統異同之觀念；反之，若僅止於抄襲西方文法，不知區辨源流，則有必要「摧陷廓清」。 就陳寅恪的學思淵源而言，此一主張當係來自東方語言學的歷史比較研究，陳寅恪不但個人奉為其治學的工具，且欲有所推廣。另一更大的理想或在如何假西學以崇中學，即取西方的歷史語言學，以挽救中文或漢語免於沈淪，不致盡為西化的白話文所取代。

然而，陳寅恪失敗了：這篇答辯和稍後他又寫了的一篇〈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刊出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傅斯年、胡適之皆未作聲。爭論看起來像是平息了，學界同仁可以接受他闡述的「對對子」的意義與價值，但是沒有人接得下他提出的大題目：改掉對印歐語系文法學的附會，轉從漢語文和緬甸西藏系語文的比較研究，從頭來建立中文的文法學。──好吧，你陳寅恪通八國十幾國語文，你行，你厲害，你說的可能是更好更正確的路，可是我們做不到啊。一般人學兩三門語言就夠嗆了，即便是用功的學者，開始工作以後，事情又多，記憶力又不如少年時期，就算勉強從頭學起，要練到能配得上自己現在的教授名號，也是遙遙無期，更別說這條路還不見得能成功。不願低頭，但也不能賭氣說「學西方的就夠了」，那和抱殘守缺的老古板也沒什麼兩樣；想想辯論下去會超出自己的能力，容易翻車，只好沉默。

後來漢語的語言學，還是走了印歐語系文法學的路子，或有斟酌損益，但沒有如陳寅恪所期望的在根本上立異。至於沒時間精力講那麼多學問的社會大眾，大概也就只能記得「孫行者」與「胡適之」了。

這次「孫行者」與「胡適之」的考題風波，在中文學界、歷史學界都是一樁著名的公案，陳寅恪回應邀他出題的清大國文系主任劉文典（字叔雅）的〈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也流傳甚廣，但在王震邦教授《獨立與自由》一書之前，還沒有人挖到過這篇在北平《世界日報》上的答辯。為什麼他挖到了呢？因為這份報紙是成舍我創辦的，成舍我後來到台灣辦了世新大學，世新大學裡存有當年的《世界日報》，而北京好像都沒有了，至少我在北京大學和國家圖書館都沒找到。

為什麼王教授知道這個呢？因為他在寫成這博士論文之前，做了幾十年記者，熟悉報界和史學界掌故。為什麼我知道這些呢？因為他是家父的同事，我從小叫他王叔叔。

王叔叔在退休前七、八年考上了中正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班，題目就是「陳寅恪研究」這門思想史、學術史領域的顯學；退休後，花十個月時間完成了論文，通過後整理出版為《獨立與自由》一書，算是同行晚輩的我也幫忙找過一些資料，參與了編輯校對；上面的引文，我都是直接從還存在我硬碟裡的文檔貼過來的。除了普通的校對，我遇到讀不明白的地方，就標註一下請王叔叔再多作說明──陳寅恪學問大，思想很複雜，解讀和整理都不容易，而如果還算得上史學碩士的我都看不懂，那就只有博士級、教授級的本行讀者能看懂了。所以這本書應該比論文原稿易讀許多，可以推薦給有興趣更深入瞭解這段學術史的朋友。

對媒體和行銷有研究的朋友，不妨來思考一個問題：陳寅恪欲藉「對對子」考題來倡導他不同於當世主流的學術見解與教育主張，這是不是一個好辦法？有沒有更好的辦法？考題中的「孫行者／胡適之」成為了話題，但圍繞此題的爭論仍然流向了新舊文化之爭，而不是陳寅恪想談的正題。那麼，這個吸引目光的「孫行者」，是不是一個好題目？如果你來操盤，該如何才能把討論方向引到正題上？考慮到這「正題」的困難程度，又有沒有什麼比較平易近人一些的題目？

新舊文化之爭直到現在還在延續。今天我們還在爭吵文言和白話的比例問題、教法問題、政治問題，用各種外在的價值觀或外來的學術方法套在中文上面糾纏不休，而陳寅恪理想中真正適合中文與國人的中文文法之學仍未建立起來，以致傳統派的擁護者很難找到在學術上夠堅強的論據來與新派打對台。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文言派和白話派的大家都聽我一言：你們真正的敵人不是彼此，而是現行中小學課程裡氾濫的「修辭學」，要大家死記硬辨比喻、擬人、轉品、轉化等等名堂來做選擇題，然而剝離了思想情趣，無助於自己寫出好文章的所謂「修辭學」。

那種「修辭學」之所以大行其道，皆因為它是可以「算數達標」、達標就算數的：我統計了他的文章用了哪些比喻、哪些轉化，然後隨意講說「這可能反映了什麼」，就是一篇碩士論文了，真的。拿去教學，學生從不會分辨到會分辨，就明顯可證是有成果了。儘管這和真正的賞析與寫作差得很遠，但是真東西很難用量化的指標來考核，這些「修辭學」則可完全滿足官僚體制的形式主義需求。過去它還沒有在教學現場如此氾濫，老師會講、考試會考，但不會太注重，那現在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是不是因為涉及文化傳統、思想情趣以及學術原理的東西，都在論戰中被打來打去，然後中性、無聊的「修辭學」就成為避險的選擇而出頭了？

我其實也並不怎麼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解決它才是重要的。在學術研究上，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願意接下陳寅恪1932年拋出的大課題，在根源上矯正「依他立」（必待他人或其他系統的認可而後立）和「理論與實踐脫節」之弊，對一百年來的各種迷誤都來個「摧陷廓清」？幻想起來是很爽，但我大概是做不到的。我做得到的，是自己把「對對子」這些功夫練起來，然後與大家一起來交流習作與應用之法。

我若開文言講習班，必將以陳寅恪的〈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為課文之一，下面先引其中論「對對子」的一段，今後再來詳細講解：

凡上等之對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階段。（平生不解黑智兒〔一譯「黑格爾」〕之哲學，今論此事，不覺與其說暗合，殊可笑也。）對一對子，其詞類聲調皆不適當，則為不對，是為下等，不及格。即使詞類聲調皆合，而思想重複，如燕山外史中之「斯為美矣，豈不妙哉！」之句，舊日稱為合掌對者，亦為下等，不及格。因其有正，而無反也。若詞類聲調皆適當，即有正，又有反，是為中等，可及格。此類之對子至多，不須舉例。若正及反前後二階段之詞類聲調，不但能相當對，而且所表現之意義，復能互相貫通，因得綜合組織，別產生一新意義。此新意義，雖不似前之正及反二階段之意義，顯著於字句之上，但確可以想像而得之，所謂言外之意是也。此類對子，既能備具第三階段之合，即對子中最上等者。趙甌北詩話盛稱吳梅村歌行中對句之妙。其所舉之例，如「南內方看起桂宮，北兵早報臨瓜步。」等，皆合上等對子之條件，實則不獨吳詩為然，古來佳句莫不皆然。豈但詩歌，即六朝文之佳者，其篇中警策之儷句，亦莫不如是。惜陽湖當日能略窺其意，而不能暢言其理耳。凡能對上等對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貫而有條理，決非僅知配擬字句者所能企及。故可藉之以選拔高才之士也。

此「正反合」之說，至為簡絜，我在流行歌詞的研究上完全應用了它，自己寫東西，也講究按此理路來。猶記十年之前，在PTT2站某板上有人發起玩對句，其中一題上聯「苔色滿牆尋故第」，我對了「官威在我起新樓」，想的就是這古典傳統與後現代的強烈反差。今者新貴，欲作官威，拆我故第，起他新樓，我們自不能坐以待斃，但又不能抱殘守缺，更不能像假文創那樣搞些什麼「古蹟活化」宣稱我們都好棒棒就了帳。我們要走最硬核最艱難的路，就是真正把古人的功夫和現代的學問都練到家，用在現實世界，在市場、講堂和戲台上一點一點地把人心博取回來。

＊作者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候選人；作家、歷史研究者、也是漫畫工作者。2013年創辦「恆萃工坊」，目前的產品有《易經紙牌》和《東方文化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