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諾貝爾和平獎來說，習近平是個風險與回報雙高的潛在標的，台海的和平無疑是上選好題，中國的民主深化更是足以和結束冷戰比肩的大文章。
任何人只要有起碼的同理心，都會為目前劉曉波的處境感到不平與心焦。但只要對中國政治現況有著基本的理解，都無法對劉的獲釋樂觀待之。
長期關押病危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中國自稱「和平崛起」的最大反諷。就像朝核困局一樣，北京的當權者面對如此進退維谷的局面，都是最高層互相綁架，導致長期不作為的結果。北京這個貌似強大的政權，其實自我糾錯的能力十分低下。
北京畏懼自主串聯的憲改訴求
二○○八年底劉曉波因為起草「零八憲章」而再度入獄。做為一份中國政改的提議，零八憲章不只是捷克「七七憲章」（Charta 77）的仿作，其中突出了聯邦共和與轉型正義的要求。即使有些評論認為憲章中關於社會平等的想像相對單薄，但這都瑕不掩瑜。零八憲章對政權真正的警示，在於呼應百年前夭折的憲改。
一九○○年八國聯軍之後，正當性受挫的滿清朝廷逐步廢除了科舉、興辦郵政、解放婦女纏足，在社會改革與發展經濟上有長足進步。唯獨在政改上一味推託，推出皇族內閣並需時九年才完成君主立憲。一九○八年權傾超過半世紀的慈禧過世，朝中再無權威推動任何改革，三年之後，滿清亡於辛亥革命。
回想二○○八年的中國，經濟總量僅次美國，正準備興辦奧運展示國力，一副大國崛起的榮景。而劉曉波等異見者，就像盛世裡的烏鴉一般，提醒當局切不可自滿而貽誤政治體制的改革。零八憲章的絕大多數主張，都與中國現行法律的文字陳述不相違背。但當局畏懼自主串聯的憲改訴求，重判劉曉波十一年徒刑。
劉曉波繫獄兩年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個獎項無疑是高度政治的，但絕不代表委員會把和平獎的公信力當成廉價的公關。他們必須長期關注全球地緣的衝突熱點及人道事業的最新發展，並以和平獎表彰政治人物或民間領袖的貢獻。
委員會既希望世界和平，也希望對得獎者產生羈絆的作用。諾貝爾和平獎的惡夢就是得獎的政治人物一夕翻臉，做出讓和平獎信用掃地的惡行。
在兩金之間搖擺的習近平
然而在和平獎的備選名單中，決定持續關押劉曉波的習近平可曾有任何機會嗎？希望渺茫但也絕非不可能。
不妨大膽設想以下的情境：權力鞏固後的習不但釋放政治犯，並且平反六四，還主動邀約台灣綠營總統，協商台海永久和平。習若真能走到這個局面，必須克服中共內部的重重牽制。而突圍的方法，就是由外而內，占領道德與戰略的高地。而兩岸領導人共得諾貝爾和平獎，既可以讓習壓制內部保守派，也可以讓台海的和平得到各方的背書。
對諾貝爾和平獎來說，習近平是個風險與回報雙高的潛在標的，台海的和平無疑是上選好題，中國的民主深化更是足以和結束冷戰比肩的大文章。對於習近平來說，和平獎的加持，是他可以卸下歷史包袱，超越普丁（Vladimir Putin）的唯一機會。
須知諾貝爾和平獎一九九三年曾經同時頒給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與戴克拉克（F. W. de Klerk），以確保南非的種族和解可以持續。但二○○○年卻只頒給南韓總統的金大中，完全排除了獨裁者金正日。習的處境類似戴克拉克，但他目前的做法卻在兩金之間搖擺。
脫去了利益與強制的鎖鏈，中國是一個沒有人願意為別人負責的體制。拆房開路，招商引資的行當固然十分嫻熟，但愈是關乎整體利益的大事，愈是頑固僵化與沒人負責。習一人身兼多職，只能說明他的確是孤家寡人。
也許習不必為法輪功及勞教負起全部的道義責任，城管、惡警殺人也未必都能算習的帳，但劉曉波是必須通過政治局討論的大案，習的政治對手也必定會以此相要脅，維穩的打手們將視劉案終結為瓦解民運的收官之作。
固然不必低估習所面對的凶險，但看來習近平必須想清楚劉曉波其人所言代表的意義。劉曉波的憲章提案像一根繩子，把習近平和諾貝爾獎代表的普世價值聯繫起來，將來中國的重大改革，都會像是對這份文件的致意。而劉羸弱的生命也像一條紅線，標示著體制僅存的良知，如果這條紅線斷在統治者手裡，往後手段可以沒有底線，人性可以無限沉淪。
習會親手葬送歷史贈予的和解良機？
無論習是否退讓，劉曉波已經注定留名青史。習近平若能清楚這位良心犯的心志與自己的處境，就該瞭解能做的選擇並不多。只要劉曉波在人生的最終階段，無法自由地離開監獄和病房，習就是親手葬送了歷史贈予的和解良機。中止劉曉波生命的不是疾病，而是冷血的體制。
在直播當道的年代，真正關乎人命與時代的迫切大事反而進不了主流的視野。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周，可能是劉曉波一生中最關鍵的時刻，也是預示中國改革甚至兩岸吉凶的重要癥候。不論從自保還是人道出發，台灣都應該毫無保留地聲援劉曉波。
如果劉曉波真的在無理的羈押中求仁得仁，沒有人是輸家，除了習近平。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於 1584期《新新聞》。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