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解救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穆斯林，不能與渴望恢復中歐分開來，兩者既是真實、又是深刻想像的地方，將證明道德與人道主義會將美麗聖潔化。（雖然提摩太．賈頓．艾許本人懷疑理想化中歐的作法，卻看到這種理想化可能出現的積極道德用處。）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的人道主義作品掌握一九九○年代知識分子精神。提摩太．賈頓．艾許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在東德的生活：「我常說：『我是柏林人。』指的是我是以撒．柏林信徒。」現在共產主義已經潰敗，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已被揭露是假的，以撒．柏林就是對過去四十年風靡學術界的一元論理論最完美的解毒劑。以撒．柏林曾在牛津大學任教，他的一生恰好貫穿二十世紀，一向替資產階級務實主義及政治實驗「暫時妥協」做辯護。他厭惡地理、文化和種種其他形式的決定論，拒絕將任何人歸附於命運。他的觀點透過一生的文章和演講表述清楚，經常是曠野中孤獨的學術之聲，構成對謹慎的理想主義的完美綜合，用來反對共產主義、也用來反對「自由和安全只適合某些人、不適合另一些人」的理念。他的哲學和中歐的理想完全吻合。
但是，經過這些聰明、言詞便給的知識分子解說，雖然中歐的概念的確很高尚，應該在我將以例子說明的所有西方國家外交政策上常年不斷扮演角色，但它也面臨一些障礙，我稍後將會討論它。
＊作者為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盡頭》（馬可孛羅）、《南中國海》（麥田）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林添貴譯／麥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