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共主流意識形態開始批普世價值，認為普世價值就是西方價值，所以，王蒙與高占祥先生的這些觀點在體制內是開明的，達觀的。
某種意義上，習中央重視傳統中國文化，是受王蒙、高占祥等體制內稍微開明的力量影響的結果，但復興傳統文化，稍不留神，又做成了宣傳國家忠孝文化的腐朽套路裡，讓孩子們背誦弟子規、宣傳二十四孝，就是誤入歧途。
王蒙可能還沉迷在毛時代
近些年，王蒙先生似乎沒有太多的聲音出現，今年，王蒙的一篇在人民日報發表過的文章，改了標題為《中華文化不會也不能成為其他文化的附庸》，被各大網站轉載，以前喜歡講文化世界性或共用性的王蒙，突然開始對中華文化可能會淪為它國文化的附庸，似乎有了嚴重的危機感，開始講文化的民族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王蒙如此年邁之時，突然開始懷念起毛澤東思想，並開始「崇拜」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
王蒙這篇文章開篇不久，就開始像文革時行文一樣，習慣性的引用毛澤東語錄：
毛澤東同志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王蒙真是不知道他引用毛語錄是一種巨大的嘲諷？毛當時掀起了建設社會主義新高潮，造成了數千萬人餓死，同時將數以十萬、百萬計的知識份子打成右派，王蒙年輕時代被打成右派後又被流放新疆，哪有什麼新文明時代？哪有什麼高度的文化出現於世界？不知道王蒙引用這篇語錄，到底是想證明什麼，證明毛澤東真的引領了文化新時代，還是毛的語錄可以告訴世人，習主導的文化新時代即將到來？
王蒙對毛澤東的深情有其淵源，我們看一下他的創作經歷就可以清楚：
王蒙是1940年代入黨，可以說是老中共黨員，但當時的年輕人入黨，可都是反國民黨一黨獨裁啊，並且追求中共當時宣導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有強烈的理想主義情懷。
王蒙處女作短篇小說《小豆兒》發表于1955年《人民文學》11月號，描寫一位少先隊員發現其親戚是國民黨間諜而告發的故事，屬於肅反題材。顯然這篇小說是配合中共政治宣傳，而且觸動了中國傳統的核心倫常，就是孔子所宣導的，父子相隱。不知道王蒙現在有沒有反思過政治運動對中國傳統倫常的巨大傷害。
年輕人還是有一顆敏感的心，對社會與政府中出現的問題很快就有自己的發現，並通過小說反映出來，王蒙1956年的發表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描寫一位新到某共青團團委工作的青年對官僚的領導不滿。描寫幹部的陰暗面，在當時可能絕無僅有，因此引起轟動，並引起毛澤東的關注，但毛本人也是極痛恨官僚主義的，所以在毛的內部講話中，卻是肯定了這篇小說，後來王蒙對此感覺非常榮幸，按王蒙自己的話說是「三生有幸」，但他自己至今也不明白，為什麼會被劃為「右派」（1958年）毛周並沒有保護他，1961年平反之後，仍然被發配到了新疆勞動（1963年至1978年），毛仍然沒有對他法外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