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踏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刻,幼童們就背負起了「叛徒」的罪名。
他們背叛了帝國的傳統文化,背叛了帝國的傳統意識形態,他們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於社會」以及「無益於國家之人」。
他們是危險的種子,必須受苦,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管,必須接受再教育,必須「改邪歸正」。
經濟上,大多數回國幼童月薪只有四兩銀子。而一位上海道台的年薪則可達一萬至一萬五千兩銀子。黃開甲說:
「這種待遇使我們僅免於凍餓。我們的饑寒與否,政府是漠不關心的,至少我們感到如此。對於我們家人是否凍餓,政府更不予理會了。」
政治上,幼童深受歧視,毫無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諾的官職已然無望,還須接受嚴厲的思想監管——曾有幼童苦於薪資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謀生,脫離朝廷監管,結果被下令通緝。
當年,《申報》曾如此描述幼童們的處境:
「他們的薪水還不如西商的侍者,對他們的監管比囚犯還嚴厲。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為國家辦洋務哉!」
一位叫做羅勃特的美國人,對幼童境況的觀察,與《申報》的描述一般無二:
「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見到(黃)開甲一面,因為他負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們被中國官方視同罪犯,對這種侮辱,使他們全體憤概不已。在留美期間,他們對文明社會已深切體會。也許,中國政府召他們返國正擬將開明的種苗拔除,則此實為自取敗亡之舉……」
歸國的幼童們惟有哀歎:
「我們是易於摧毀的,我們沒有天賦的忍耐,我們似新生的樹苗,由肥沃的土壤、溫和的氣候移植到無知迷信的荒漠,我們不會成長,只會漸漸枯萎……」
「頓覺心灰,無複生趣」的容閎,其實並未放棄希望。在幼童們被撤回那年,他曾如此預見:
「學生既被召回國,以中國官場之待遇,代在美時學校生活,腦中驟感變遷,不堪回首可知。以故聲口氣心中咸謂東西文化,判若天淵;而於中國根本上之改革,認為不能稍緩之事。此種觀念,深入腦筋,無論身經若何變遷,皆不能或忘也。」
辛亥年,清廷起用袁世凱為總理大臣。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紹儀,被任命為袁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
唐在談判中極言:
「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
*作者為中國青年作家,著有《權力的臉譜:中國歷史名人的假面舞會》、《中國︰1864-1911》。本文首於於短史記(微信號:tengxun_lishi),《西洋參考》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