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兒之後》跳到現代，指認為二十世紀末期的全球化世界，並非全球自由市場下可預測的結果；《西方憑什麼》認為現在西方的富強是早就決定的，可是《帖木兒之後》認為我們無法根據五百年前世界的狀態，推斷出如今的景況。這五百年來是漫長、混亂而往往充滿暴力的。
《帖木兒之後》指出，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新世界奪走了聚光燈，可是東方舊世界的繁盛竟少有人「發現」。達爾文認為，「大發現」並不必然促成歐洲崛起為全球霸主。歐洲人所動用來從事遠航、征服的資源被誇大了，把航海家、征服者的冒險活動，解讀為有心建立世界帝國的行動是過去的誤解。歐洲勢力在漫長十六世紀期間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東方當地情勢的配合，有賴接觸與征服方面的專門次文化逐漸發展成形。達爾文不認為那像某些史家所主張的無所逃的經濟命運，也非科技優勢必然帶來的結果。
《帖木兒之後》指出，葡萄牙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0－1524）在印度洋上趴趴走意氣風發的同時，伊朗在薩法維王朝下復歸一統、伊斯蘭在東南亞快速擴張，俄羅斯帝國、中國明朝和日本江戶時代在文化、經濟、人口成長均不遜色於歐洲。達爾文提出，要真正了解大發現的意義，就得放在歐亞擴張主義這個歷史背景上審視：要把「舊世界」叫進來，以平衡「新世界」。
到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歐洲稱霸之路還受阻於伊斯蘭，甚至難與明朝、德川幕府匹敵。《帖木兒之後》提出，現代初期歐洲的「稱霸之路」在許多方面是個錯覺，是後見之明所加諸的不實論斷。即使在歐洲人掠奪「新世界」、入侵印度洋之時，他們仍認為自己是左支右絀在對抗氣勢昂揚的伊斯蘭。在政治、軍事、商業組織上，他們的成就比起鄂圖曼王朝、薩法維王朝、明朝或德川幕府的成就，只能算是旗鼓相當，或者更遜一籌。歐洲式經濟要能順利殖民歐亞其他地方及全世界，得先經歷科技、政治、地緣戰略上的一場革命。
然而到了1750年代到1830年代，產生了歐亞革命，東西大分流，諸文化和諸大陸的漫長均勢遭歐亞革命打破。在這段期間，歐洲諸國首度取得凌駕歐亞其他地方的支配地位。歐洲的新權力，來自科技與經濟組織上的「工業革命」，似乎毋庸置疑。達爾文認為，那並非歐洲擴張的唯一解釋，或者說那並不足以說明歐洲何以能擴張。他提出歐亞革命其實是三場革命，分別發生在地緣政治上、文化上與經濟上。然而，歐亞革命並未帶來歐洲全面稱雄的時代，卻為歐洲掌控地球其他地方的帝國體制開闢了坦途，開創了新歐洲（對美洲、澳、紐的殖民）。
